　　自序
　　《康熙大帝》一書的定名
　　雍正與術士
　　我讀雍正的《大義覺迷錄》偶見
　　公民意識，流氓皇帝種種
　　「二臣」文人
　　盤點我書中「愛情」
　　我認識紀曉嵐
　　讀了《西遊記》，說話如放屁？
　　金庸被蟲咬？
　　古今賣友記
　　文人無行
　　「跳樑」文人
　　秋雨，「口紅」請洗擦
　　關於獎的一點想頭
　　致老師的一封信
　　字的緣
　　寫稿的思索
　　「官通匪」：危險的徵象
　　撞了永遠不能「白撞」
　　人命至重
　　穿利索點，賽跑的
　　歲尾餘話
　　美學二議
　　也說豫人
　　禮之困惑

《鑑古知今》

二月河

檢閱製作：糟木匠

木匠的私人藏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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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序

　　一個人總被美化了的氛圍所囿，肯定會滋生出一些非常不好的「負氛圍」。

　　序就是開頭的意思。但這小冊書本不是我作文的開頭。這其實是為不是開頭──也許是結束文章的開頭文章。

　　人，一旦成名，我看和作官差不多的情形──就會被腐化、被毒化，變得「不是你」──或竟不是人，吃吃火雞、吃吃鳳梨，你的末日到了，資產階級。大致這話有點唬人，但常常也是事實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，別人都吃糠嚥菜，你吃鳳梨火雞，你不死誰死？一個人總被美化了的氛圍所囿，肯定會滋生出一些非常不好的「負氛圍」。歐洲有一段時間，有一些作家寫開頭語，故意把話說得顛三倒四，沒有邏輯，也沒有什麼形象，他就在那裏像個巫婆邊跳神、念咒，實在說他的心裏，也定是在想，老子就這樣鬼畫符，也有人愛看！官員為權力所誤，名人為鮮花掌聲所誤。誤區有別，結果一樣，算殊途同歸。希臘神話中有個墨杜薩──這些物件玩意兒也有些魔力，只要你回頭看她一眼，就會變成石頭人。

　　我儘量使自己的心態仍舊保留人的位置上，不敢高攀那些特別傑出優秀的人──跟他們打交道真是沒意思、沒味兒──我的心態自覺平常得不能再平常。甚至庸俗人的一些想頭，我也都擁有：曹雪芹也吃豬肝的，李白多半死於牛飲──我就這麼想。當然，當名人已經慣出了我不少毛病，比如過去朋友叫酒場，一定就去，一定按時，現在要看「都是誰在場」，一般不去。過去好客，來客者必定茶飯殷勤相待，現在不，生人來坐一會，心裏便生厭，盼人家走，甚至下逐客令。其中自然有不得已的原由。聽到批評說老實話我從未達到聞過則喜的那境界。但有畏懼感、有敬重心。如今許多時候有「不以時節海棠花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」這念頭，總歸說去是平添了許多名人的貓膩。

　　這次因糖尿病而血脂高，因而中風，原以為是夙孽，看了洪教授的文章才曉得是自己找的病，是活該。病了就不能趕稿子，用我的話說寫稿子是「做活」。原本我寫稿子是有熱情有衝動的，後來變成「任務」，就有了點壓力感、負擔感。病中想得多了點：我就是吃這飯的，別的事真的很平庸無能。既然不能做大工程，那就寫點小稿子罷。

　　我於這類文章其實很挑剔。心裏真正佩服的人很有限，為避「二桃殺三士」不說也罷。我自己也並不很瞧得起我自己，是一個眼高手低的主。但潘耀明先生再三說好，想出書，說香港人就愛看薄薄的書。我心裏想，我的「落霞系列」厚厚的，香港人其實也……這樣想著也還是「想通了」──那就……

　　寫書時常無病呻吟，有病則只是一聲聲嘆息，借這個序，與讀者閒聊幾句以為自慰，也算與我愛與愛我者幾句心理交流罷。

　　　　　　二〇〇二年六月中浣

　　《康熙大帝》一書的定名

　　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當面對我說「大帝」這個名字不妥。中國沒有「大帝」這個詞。我回答說，俄國人可以稱彼得大帝，我們中國人當然也可稱康熙大帝。

　　我在一間大學講學，談到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幾次入主中原，真正成了氣候，立定了腳跟的，只有一個建立清代的滿洲人。滿洲人不但戰爭打得順手、漂亮，且是穩住了江山，在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的和平統治中，政治、經濟和文化諸方面都有獨到的長足發展，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文明的頂峰。那原因自然有許多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緣故就是滿洲人太謙虛，太善於學習。這是個善於採長補短的民族。

　　落後的遊牧部落民族，打敗先進的漢民族，這種事不稀罕，遠在西周末年就發生過。秦皇統一後，北朝一次「五胡亂華」，一朝興替，多則幾十年，少則幾年十幾年，鬧騰出十六國來。別說「繁榮昌盛」，生業繁衍都大成問題。宋代式微，西夏金元又是一次，強力維持政權有近百年。革命發生，一切化為子虛烏有。

　　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弱點，就是迷信自己的武力，以為馬上得天下，也可以馬上治天下，瞧不起被他們打翻在地上的漢子。從匈奴民族的中原統治看，他們一直到滅亡都沒有弄明白自己當初勝利的原因是什麼。

　　但是，有一位傑出的滿族人看到了，他就是康熙（愛新覺羅．玄燁）。他看到了被他的民族打得遍體鱗傷、毫無招架之力的，是一個奄奄一息的巨人，也是一個被內傷折磨得無力外戰的民族。作為一個政治家，他是清醒的、明白的。要想有效地統治這個文化高出自己的漢子，就必須向這個人學習。他一方面防範這個民族，使勁地麻醉、鞭笞，另一方面則痛下功夫向這個民族學習：學文化、學歷史、學政治統治術，也學心眼兒。

　　講唯物論的人不大講天才，但康熙的天資特出似乎是沒有疑問的。我們知道，他八歲登極當皇帝。這倒不算什麼，歷史上幼沖居尊的不勝屈指，但他十五歲那年便利用布庫少年擒拿了跋扈不可一世的權臣鰲拜，十九歲決意撤藩，不數年間吳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三藩大軍叛亂次第敉平。狼煙未息，二十三歲的康熙又下詔開博學鴻儒科，逼前明遺老就範臣服新朝，倡明文教大獲人心……這樣的「聖斷非常」，簡直可以說，在一大群庸庸碌碌的皇帝中是鶴立雞群了。就他的一生功業，修復河運漕運、輕徭薄賦、三次親征準噶爾、安定西北、六次南巡、勘定《皇輿全覽圖》、收復台灣、劃一中華版圖，隨便抽出哪一件，都可以彪炳史冊的。我們今天的人，一般只曉得一部《康熙字典》是他弄的，其實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等大型類書都是在他親自關照下誕生的。

　　我們知道，康熙能詩詞、善書法、喜繪畫（特別喜愛董香光字畫）、精數學、會說七種「夷語」（我想不可能是英法等語，大概是一些亞洲國家語言）。他寫的三篇地震論文我沒有讀到，但我知道，我們今天的數學術語如「元」「次」「根」即是此人的創造。他的音律知識達到什麼程度，我很難估計，但他的文學素養可以從他的詩作裏領受。或歌詠鳴蟬，或激賞幽蘭，或眷顧蒼鷹，或寶愛戰馬，詩中有對愛后深摯的追思，也有對流離蒼生的憫憐；有對邊防將士的關愛，也有對民事政務的廑念；時或對人生無常感喟，時或又聞金戈鐵馬，又見流風迴雪。他的詩作水平，可以說很多皓首窮經的漢家學者都難以望其項背。

　　這麼大的本事，哪來的？天分是自有的，本事一定是學來的。

　　康熙深深意識到，一個只有百十萬人的滿族，要想統治億兆人眾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大華夏，一定要有「認同」的意識的。這一點上頭，他似乎比別的皇帝格外的自覺清醒。元代蒙古人是打進曲阜孔廟的，因為孔夫子說過「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華夏之無也」──這話太傷他們的自尊心，因此進廟照著孔子像臉頰就是一箭。即使歷代漢皇帝尊孔，入廟行的也是「師生」禮：二跪六叩，也算非常禮尊隆重了。康熙數度謁孔，封林加謚，步履如冰，小心奉敬，行的是三跪九叩的君臣大禮。他心裏是否真個那麼敬愛孔子已無從追索，然而他肯定曉得，孔孟之道是華人文明之根，不尊孔沒法和漢人打交道，更甭說去統治他們。

　　滿族人的天下是靠武力打下來的。滿族那些驍勇善戰的將軍對漢人除了一部《三國演義》幾乎一無所知。他們有的是「武化」，卻沒有什麼「文化」。康熙在籠絡中原文化人上可說是不惜委屈萬乘之尊，費盡了心機。平常的科舉是帝王駕御文人的一貫手法。康熙覺得遠遠不夠，又開了一個「博學鴻儒科」，一批前明遺老便成了這一科的「征君」──你們不是總在背後罵我們嗎？你們不是惦記著那個「華夷之辨」瞧不起我們嗎？你們不是總盼著那個死了的「大明」嗎？你們不是嫌那些主考大人不夠資格來「考」你們嗎？好，現在我來，我親自請你來，你不能來也必須來，我親自當主考！──這樣，極大地滿足了這撮人的自尊、虛榮心，足尺加三給足了面子。來應考的一律安車蒲輪禮送進京，考中的考不中的一律給官。即使真的不情願「咸與本朝」的，也在這種強制下如「失節之婦」，取消了罵人的資格。考上了的自然光寵榮耀，心裏扁扁的服了。康熙的這一手「學習」法，可謂用心苦極，手段辣極了。資料裏對這些事儘管有所諱飾，也還是看得出來。這一百八十來位「征君」心情複雜，啼笑皆非，表現也各異。有的是欣欣然，有的是茫茫然，有的是明哭暗喜，有的是裝模作樣，雞飛狗跳「一隊夷齊下首陽」了。

　　就康熙而言，他自己是個天之驕子，這麼著「學習」自也有些委屈的。應考的人搗亂，有的不肯來，繩捆索綁來了；來的不應試，「本人有病」；應試的有的繳白卷，有的故意做錯題，還要一律「優遇」，自然難免彆扭。但為了他的天下社稷，他都一概忍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南巡時，拜謁明太祖朱元璋墓，他以「當今」拜前帝，居然也行三跪九叩的大禮，感動得在場的耆臣遺老無不欷歔零涕，亡國滅族的切齒之恨也就在這一片哭聲中消解得無影無蹤。

　　他具有這般非凡的「工作能力」和個人魅力，作為領袖，受到當時人民地稱揚擁戴，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。他與俄國的彼得大帝是同時期的人物，史學界有人把他與彼得一世比較，認為是不遜於彼得大帝在俄國歷史上的定位的。我們自幼受到的教育，看一個封建人物，尤其是皇帝，必須首先看到他的「局限性」，然後才去輕描淡寫地說幾句他的「貢獻」。承德市一位市長，一上任便下令推倒了康熙的塑像，那也自有他的道理；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，怎容「封建」在我市張揚輝耀？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當面對我說「大帝」這個名字不妥。中國沒有「大帝」這個詞，也是不以為然的意思。我回答說，俄國人可以稱彼得大帝，我們中國人當然也可稱康熙大帝。中國有這個詞沒這個詞原無關緊要，只要世界上有這個詞就成。而且事實上，「玉皇大帝」難道是個外國詞？

　　《康熙大帝》一書於是定名。

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十二月號

　　雍正與術士

　　雍正信佛，也不能免俗。雍正八年，他發了一道諭旨，命地方官徵訪名醫或精於修煉之士，優禮榮待，以安車送至京中……

　　《雍正皇帝》一書中表述一人物賈士芳，能呼風喚雨捉鬼擒妖，並有種種超自然的法術手段。該書在出版後，大受讀者青睞之餘，也因此受到許多讀者批評。學者們自不待言，以為此種描寫有違現實，不倫不類；普通讀者也有非議，以為如此「現實主義」的社會生活不應插入鬼神魑魅之說。待到《雍正王朝》電視劇出，裏頭有個披頭散髮形若魍魎的道士，一臉死樣活氣妖精味兒，我沒看清是誰，經朋友指點「那就是賈士芳」。當時正吃飯，我書中賈某人在電視劇裏這般形容又大出意外，逗得一樂，差點「噴飯」。

　　中國是個崇拜壽星的國度，生活質量倒不大講求。釋家講色空，講輪迴，那講的是什麼？講的是生命的轉換與延續，是一種「永恒的變化」置根於「空」與「寂」之中。道士們說性命，談虛沖，則來的更直截︰當世肉身可以成仙，丹爐九轉大道既成，「一人昇天，雞犬相隨」！這也是個說不到頭的題目。儒家尊崇的是孔孟，是治世的顯學。這個學問偏重於政治治理，因為從盤古開天闢地而後，畢竟那些個騰雲駕霧，長生不老的神仙不曾真的現世一個，只留下許多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傳聞疑案，孔老夫子很務實也很智慧地迴避了這一論題。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，「六合之外存而不論」──未知生，焉知死。我們連活著的問題都解決不了，還要去管死後的事？這事兒我不談，無可奉告。很有點外交官對付記者的格調兒了。

　　但皇帝也是人。我敢說，人裏頭最希望神仙境界，最希望自家成仙長生不老的就是皇帝了。這道理並不難透窺。權柄、榮耀、金錢、美女、宮室、臣僚、子女、玉食、錦衣……要什麼有什麼，物超所值的享受了，缺的只是永恆。睡板房的人力車夫，做夢也只會想到能取個女人做老婆；撿垃圾的小女孩，頂多期望有人能扔點可以賣錢的破爛，絕不會把念頭轉到「長生不老」上頭去。這件事有點像研製永動機，明擺著的現世生活中不可能，便愈是期盼長生，更遑論皇帝了。所以從秦皇到漢武，一直到明清，阿房宮未央殿後，紫禁城中這把戲幾乎一直沒有停過。現在報上炒的爆熱，說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，大家壽命可達一千五百年──彭祖乃天下間長壽之祖，也只壽八百年。這個「成就」還了得？但我閉目去想，這世界也不得了。將來是多少人口？幾十億千年老妖精遍世界跑，是何種光景？但再想又釋然，真的那般樣，準是克林頓和普京們先「基因」一傢伙，到老百姓時，還遙遙無期哩！

　　雍正信佛，而且是大師級的（圓明）居士。佛家講「緣」講「寂」，即是圓寂，也即是「死了」，講輪迴因果報應，是不講「肉身昇天」的。但他也似乎不能免俗。他希望自己長壽，而且要活得結實些，佛家畢竟太慢且太虛渺了。他的身體狀況出了些問題，「燒香請鬼」招來了一個叫賈士芳的道士。然自漢唐以來，歷代天子，皆以尊儒治世標榜，其間或有兼用釋道的，或滅佛，打得和尚們魂不歸竅；或毀道，揍得道士們發昏，還沒有哪個皇帝說孔子的壞話「謗聖」的。孔孟之道作為堂堂正正的治國理論，一直有著「定於一尊」的地位不可動搖。因此，「佞佛」也好，「訪道」也罷，都只能偷偷來──他也曉得這不是什麼體面事。對於自己信佛，他巧言令色說是為了「補於人之身心」、「然於治天下之道實無裨益」，甚至「試問黃冠緇衣之徒，何人為朕所聽信優待乎！」

　　這就是睜著眼橫著心楞說瞎話。文覺和尚一干佛門襌師沙彌就長住在宮中。他未登基前指使戴鐸等門人，遍求江湖異人測字打卦求問將來，用雙層夾壁箱密相傳遞，這還可說是病急投醫。他繼位後卻仍然秘密地不停地幹，這就是說，他心裏真的是不但相信，而且很認真地進行這種事。雍正七年二月，雍正硃批陝西總督岳鍾琪，令秘密查詢「鹿皮仙」（又名「狗皮仙」）終南修行之士，岳鍾琪不敢接近這紅炭團，回奏「這人是個瘋子傻瓜，一點道術也沒有」。當年他又接見白雲觀道士賈士芳（又名賈文儒），但可能二人都有戒心，賞了點銀子就打發他走了。到雍正八年，他乾脆發了一道諭旨，命地方官徵訪名醫或精於修煉之士，給四川巡撫憲德的親筆御旨說：

　　聞有此龔倫者，可訪問之。得此人時，著實優禮榮待，作速以安車送至京中……不必聲張招搖，令多人知之……

　　總督李衛、田文鏡、鄂爾泰、山西巡撫羅石麟、福建巡撫趙國麟等人處都有他的徵訪「異人」密諭，由李衛、田文鏡密薦。雍正八年，賈士芳再度入宮，並且露了幾手，大蒙雍正激賞。從這些資料看，雍正的身體自七年以後已經出現了問題。但賈某人這番得寵好景不長，只兩個月就身首異處。原因據留下來的資料來看，賈士芳操縱雍正的健康，「伊欲令安則安，伊欲令不安則果覺不安」──這樣的本事誰不害怕？再就是賈士芳口出「背逆之言」，禱詞中有「天地聽我主持，鬼神聽我驅使」等語，而且屢教不改，雍正覺得他的邪佞也不可容忍。

　　小說中的賈士芬就是根據這些資料「形象」出來的。其中當然也灌注了我對這一現象的看法。我以為：一、特異功能是存在的，二、用它來行道治世是荒謬的。這也好比人，發了高燒就易見神見怪。社會生活「發了高燒」，也會出來些個異能奇技的傢伙來跳踉作怪。「搗鬼有術也有限」，魯迅這話千古無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十月號

　　我讀雍正的《大義覺迷錄》偶見

　　學界對這部書研究有年，大抵的結論是滿紙謊言，是雍正自說自道，文過飾非。然而，《大義覺迷錄》的史學和資料價值，我看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很多圈外的讀者只是耳聞其書，沒有見過這部著作的原本。它的刊發和它的銷燬，速度都是極快。幾乎數月之間，全國所有的縣府道省藩集學垣、訓導教諭乃至生員孝廉，各個衙門及各個官員學人突然間人手一冊，如《四書》般成了必讀書，大小坊間盈庭積棟印得鋪天蓋地。待雍正死後不久，乾隆突然下旨收繳銷燬，於是又反過來操作一番，那銷燬的勁頭也是毫不遜色，雖不明言，也是當做逆書的規格來禁止的。現存的《大義覺迷錄》，當是流到極深山野窮壤中去的，或者被不讀書的窮人當燈台墊子用的也未可知，不經意保留了下來。

　　學界對這部書研究有年，大抵的結論是滿紙謊言，是雍正自說自道，文過飾非。至於乾隆下令收版焚毀，則又說是因為暴露皇室密史過甚，其中曾靜、呂留良和嚴鴻逵的反清言論頗不避諱，有「洩露國家機密」之嫌。參照看去，這兩說有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。既是謊言，就無所謂「洩密」；洩密是真那麼本書就大體是實。然而，學界我看就是這樣，只說「事兒」是怎樣的，或者「我估計」是怎樣怎樣的，言來鑿鑿有據，聽去依舊糊塗。比如這本書，我就懵懂：很多學者寧可相信《東華錄》、《雍正檔》、《年專輯》之類經了別人刪削的春秋資料，卻不肯相信雍正本人親自述作的原始版本？

　　曾靜反清一案，發生在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年）。這個湖南書生命弟子張熙投書川陝總督策反岳鍾琪，事發被捕，收禁京師後，因為他的背逆言論激發了滿朝文武的「忠君義憤」，一致主張「碎屍懸首」以謝天下。雍正卻另有一份「出奇料理」，竟爾以帝皇之尊與這個土秀才攀談問答，借爾口中話，言我心中事，成了這麼一部千古奇書──在《雍正皇帝》小說裏，這件事我幾乎是實錄了的。

　　《大義覺迷錄》的史學和資料價值，我看是毋庸置疑的。起碼比《清史稿》要生動翔實得多，更遑論《清稗類鈔》、《野史大觀》之類的書了。就我的淺薄閱歷看來，一個人若是心無骨鯁之話，行無可議之為，學無欲表之見，思無繞床悲懷，吃飽了撐得發昏，突然從生計百忙之中抽空兒寫書，那他肯定有病。更別說他是日理萬機的皇帝，何況他是政務忙得七葷八素的雍正！為了這書張揚周知，他下旨──

　　……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，人人觀覽知悉。倘有未見此書，未聞朕旨者，經朕隨時察出，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。

　　他說得也真懇切，要讀者「問天捫心，各發天良，詳細自思之。朕之詳悉剖示者，非好辯也」，求一個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」。這裏頭的無奈、憤恨、期盼、渴望，書中在在處處俯拾皆是。

　　外國我不敢說，綜觀中國從秦始皇起至辛亥革命，還沒有見過如此一部自我辯謗書。我看這部書透露出雍正一朝及雍正皇帝本人生平政治活動的信息量，大大超過了所有有關資料的總和。然而，我不是從歷史學家的眼光和角度去審量、考證它的。我找的是文學角度的故事和我對雍正的感覺。說實在話，我對胡適的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的治學態度是懷著有保留的敬意的。更不能苟同這樣一個「公式」：

　　──封建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；

　　──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必定青面獠牙，或兩面三刀滿口柴胡；

　　──雍正不可能以真誠示天下，一定假話連篇。

　　他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解釋裏，確實玩弄了一些花哨言辭。比如太阿交替之際，呼吸性命之間，他對父親康熙，對鬩牆兄弟的處事原則、親情交往，都「光明正大」得叫人瞠目，活像孔子的頭號弟子顏淵那般毫無瑕疵。康熙逝世後傳位詔命、授受交接的事情，和其他資料的記載有「對不上卯」的情節。對清室「得統之正」的表述，分明在強詞奪理，起初我讀它時覺得新奇，再閱就疑竇叢生：你真個那麼好？別人就那麼差勁？繼而再思，又復嘆息，雍正只能說是個實幹家，太老實了。

　　假使這書有另一個寫法：雍正以治世之尊，選幾名碩儒重臣來一番君臣晤對，話題絕不涉及宮闈秘聞，只談「雍正改元，刷新吏治」的施政綱要。經過一番宵旰努力「振數百年頹風」的成就；打擊朋黨奸邪時不得已的苦心……如此正面文章或稱「聖心語白」，或叫「矜念蒼生」之類的名目，堂皇頒之天下……那結果肯定好了去。一句話，這書見小不見大，有點受冤媳婦兒叫街洗冤的味道，嚷嚷得天下都聽見了，卻都是他的家務事。

　　但作為小說家，這種作派可幫了我的大忙。據書中語氣、纏繞家務的心理透視，明擺著的：雍正是個口似懸河、伶牙俐齒的人；雍正是個性格急躁的人；雍正是個孤芳自賞的人；雍正是個刻薄、愛計較小是小非的人；雍正是個勤於政務，但絕不任勞任怨的人；雍正是個大喜大怒、大恩大怨都不遮飾的人……弒父、逼母、殺兄、屠弟、貪酒、好色、誅忠、任佞……什麼「傳位十四子」、「傳位于四子」的傳說，在雍正活著時，已是沸沸揚揚、滿天下皆知的事了。這些情事並非稗官野史小說家言的發明──簡單列舉就大白了這麼多，深層次挖掘，書裏的「消息」就更多了。

　　由此可知雍正是個「不會事」的人，怒火填膺時什麼話都說，對誰都說。說到能幹苦幹，他是第一流人物；推到深沉，他也是第一流的淺，淺得令人吃驚。乾隆口口聲聲最佩服「聖祖」（康熙），「以聖祖之法為法」，心理暗示必是不佩服父親雍正，不肯「以雍正之法為法」，爺孫兩個雍雍穆穆圓融無間的關係。帷幕後頭的有點「那個」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　　這部書還有點「尾聲」。「反面教員」曾靜、張熙多活了六年、到處去宣講《大義覺迷錄》。雍正去世，乾隆一登位便殺掉了他們。理由是雍正雖然仁慈，我卻不能不孝，他們那樣詆毀父親，當然要殺掉他們。翻開《大義覺迷錄》，雍正對此卻早防了一手。他說要饒曾靜，「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，而追究誅戮之」。為了強調這一點，他還舉了呂留良的例子，說康熙在世並不知還有個呂留良，若是康熙赦免了姓呂的，「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」。這爺孫倆到泉下見面，此案不知如何解法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九月號

　　公民意識，流氓皇帝種種

　　有幾篇是批《雍正王朝》電視劇的，與我干係似多似少。總的意思很明顯，皇帝是流氓，流氓才能當皇帝，說我在謳歌皇帝，也即是謳歌專制──這使我想起袁世凱時的籌安六君子，任諸公筆伐口誅之。其中一篇《送你們回雍正王朝》中甚至把我好歹塞進「時光隧道」，盼著雍正的「血滴子」滅了吾輩拉倒。

　　我一向遵循的主意，拿起筆來老子天下第一，放下筆夾著尾巴做人。這個「拿筆」當然指的是文學創作，而不是像現在作的這種隨感。倘使提筆寫小說，那是要形象思維最大的開放的，躡手躡足提心吊膽的、滿腹狐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樣著筆，或為俗務所羈不能「第一」，一腦門子的心思油鹽醬醋茶──這都是妨害「進入感覺」或「進入狀態」的，「下筆如有鬼」，無論如何也寫不好書。目中無物亦無人，是「天下第一」。倘放下了筆，這時候便是平民、凡人，一樣的穿衣吃飯，一樣的撲克弈棋，吃喝拉撒睡多不出什麼也少不了一件，既是個平凡人，那也就不必裝什麼幌子了。

　　我喜歡隨便。寫完東西累了，或玩累了，穿著有點邋遢但卻很適意的毛衣或襯衣到街上遛遛──幼年時候老師們罵是「大烟鬼子遛街狗」。「大烟鬼子」是沒精神的意思，「遛街狗」是──誰都懂得吧？如今五十六了，過了知天命的日月了，奔「耳順」了。套一句屈原的雅話「余幼好此閒遛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」。現在五十多歲不興說「老」，吃穿好了，滿精神地遛，似乎是條好狗。

　　那日又出門轉悠，忽然一個青年背後叫住了我。轉臉看，是本地一家小書店的老闆──常見面的老熟人。他笑嘻嘻遞給我一本《皇帝與流氓》說：「凌老師，上頭有幾篇文章和你有關──是批評你的，請你……」我這時候沒有拿筆，只好趕緊滿面笑容接過，夾起，付錢，然後回來展觀拜讀。拜讀了後便曉得了，這本書並非專指我說話的，上中下三編之中，關係到鄙人的只有上編的一部分。其中宋先生的《信口開河二月河》是早已拜讀過了的，其餘的幾篇倒是沒有拜讀過。自然「拜讀」云云是場面話，老老實實說，實情真是沒有「拜」，只是躺歪在那裏看了看。與我無關的篇章，我揀了幾篇有關太平天國的論文仔細看了，「有干」的都認真讀了。

　　印象和感慨我都是有的。老實坦白說，宋先生的文章我原先也還是有點「那個那個」──腹誹：你怎麼可以根據小報串了味的報導入我以「罪」？但拜讀了這本書另外幾篇，忽又感悟，宋先生是對我筆下留情了。起碼沒把我看成是「封建餘孽」，是極平和的學術批評，而且我亦以為「信口開河」四字對於小說家而言，也並非全然貶詞（也許宋文本意是要貶的）。有幾篇是批《雍正王朝》電視劇的，與我干係似多似少。總的意思很明瞭，皇帝是流氓，流氓才能當皇帝，說我在謳歌皇帝，也即是謳歌專制──這使我想起袁世凱時的籌安六君子，任諸公筆伐口誅之。其中一篇《送你們回雍正王朝》中甚至把我好歹塞進「時光隧道」，盼著雍正的「血滴子」滅了吾輩拉倒。

　　這麼狠心哇！再一看，有幾位竟沒有讀完「帝王系列」──姑且言之是帝王系列罷。我本稱它為「落霞系列」的──這不免一驚之後又噗哧一笑。幸虧是而今，而不是而往，若在而往之日，豈不是要「這回斷送老頭皮」了？

　　待回過頭來再看出版者語，我才又更進而恍然過來。原來是他們（出版者）要反對「臣民心態」，要反對「漫漫皇權路」，需要誅殺一批寫「一幕幕皇帝高高在上頤指氣使，臣民們匍匐在地誠惶誠恐的鏡頭」的文人。我是被這些反對集權主義的鬥士們，拿來作為嫌疑犯綁縛什麼場執行什麼什麼了，而且連「驗明正身」這道手續也免了。「本公民，而不是本百姓」的這位出版者，天幸只有筆而沒有炮子兒。

　　這時我才明白，做個平凡的「老百姓」也是要「本公民」批評的，這才明白，「本公民」認為，寫皇帝就是對「皇帝的歌功頌德」，而且「本公民」以為「得民心者得天下」也是荒謬的──就這樣，他還以「清除專制」為己任！

　　看來，我的「夾著尾巴做人」肯定不是公民意識，要豎起來才能算「不是老百姓而是本公民」了。但我無論如何夾尾巴，也還到不了這地步。我要寫什麼、怎樣寫，須得先請示一下《皇帝與流氓》出版者和裏面一群文化三道頭們。

　　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史，統緒之完整，世界僅見，這是無法迴避的歷史事實。記得在文革中有段時間，一批人以儒法鬥爭為主線，以農民起義為主體，想另搞一個「史」。結果講來講去，畢竟還是得說「東西漢兩晉隋唐宋元明」──國家的主體就是皇權，皇權的核心就是皇帝，這誰都沒辦法。我們現在想當公民，當然念頭極好，但這個不是喊口號遊行一下就可解決了的。我們須得老實一點面對這個歷史，去研究它、分析它，知道它是怎麼回事──它以怎樣的形態存在，又將以怎樣的形態消亡，是有規律可循、有章法可遵的，不是罵一聲「媽的」就辦的事。兩千年的歷史中，集權主義是主導，它也有個從積極進步到落後反動的過程。內中也有很多值得借鑑的事物，很多值得尊仰的人物。皇帝都是流氓這個看法我不贊同。倘有人指太白文藝出版社這本書的編輯以「本公民」指手劃腳，是惡霸，我亦不贊同，道理是一樣的。就是我的心思，就算他是皇帝──比如說劉邦，是有點流氓氣的──他進咸陽約法三章，安撫老姓。「不是流氓」的項羽反而做不到。他的《大風歌》──

　　大風起兮雲飛揚，

　　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

　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

　　無論從意境到文學，在這本《皇帝與流氓》的一群作家，沒一個做得來。只要有利於當時的國計民生，推動發展當時的生產勞動，不管是皇帝，是百姓，或是公民，我看都應給他適當的肯定。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二年三月號

　　「二臣」文人

　　就作者讀史粗概的印象，漢唐以上，中國的「文界」還比較注意情操。到了明代，大批文人是一些兒「明德」也不講，洪承疇和錢謙益就是其中的典型。

　　就我讀史粗概的印象，漢唐以上，中國的「文界」還比較注重情操。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，發生了「趙氏孤兒」、屈原的事件。蘇秦張儀事件，甚或「二桃殺三士」、「豫讓擊衣」、「荊軻刺秦王」、「張良博浪沙椎刺秦」，這些系列，我看都是知識分子演出來的。當然，也有孫臏、龐涓的事出來，但那還算不上「社會主體現象」，而算是一件悲壯的醜聞。這些事，都被馮夢龍的生花妙筆寫進了《東周列國志》。這些壯舉裏的人物，當然大體上是個「求名不圖利」的心理狀態，但畢竟有情有義有血有骨，無論他們為公為私、為非為是、為正義為邪惡，讀來總有一種令人淨化精神、洗滌汙濁的迴腸盪氣之感。

　　自漢唐以降，有了「九品官人法」，而後李世民又創舉科舉考試，「一網打盡天下英雄」。他真是說到做到，而且我覺得愈往後世，這一政策的威力愈大，做的比說的還要徹底──不但「打盡」，而且打盡之後，多把這些英雄們都「溶煉」了去，變成一堆狗熊、狼、豺、狐狸、蒼蠅、臭蟲、鴇鳥……甚至狗屎之類。設這個名利場真是厲害！到了明代，八股牢籠又到極致，大批文人更是一些兒「明德」也不講的了。

　　還要提一提洪承疇這人。他是福建南安人，字亨九，明萬曆年間進士，不十數年間連連擢升，官至薊遼總督，崇禎皇帝倚為干城的人物，且是天下士子嚮往的楷模。與清軍松山一戰洪氏被俘投降，但朝野上上下下臣民卻無不以為他是戰死了。崇禎皇帝想當然的以為他即使被擒，也必不屈而死。於是旨意頒下，熱熱鬧鬧的，除了必有的慰問家屬、撫恤恩榮之外，還有「予祭十六壇」，皇帝御制《悼洪經略文》明昭天下。

　　這是很有味兒的一幕大諷刺劇。洪承疇不但活下來，而且又當了清兵南下的「經略」，帶著八旗子弟入關，打得李自成及亡明孑遺失盔卸甲狼狽鼠竄，打得「大明江山」如鳥獸散。洪承疇對中原之地理、物情、民俗、世態瞭如指掌，軍力布防也是爛熟於胸，打起來自是得心應手，生龍活虎般殺進來，直是如入無人之境，摧枯拉朽般就打進南京城。

　　這也是熱鬧煞的一齣戲。洪大將軍要慶賀這大捷，文心周納處，又思要在石頭城搞一個盛大的追悼會，悼祭陣亡將士──自然，是清軍「將士」，不是亡明的。他躇躊滿志，得意洋洋指揮著千軍萬馬如儀操辦，並一應法事僧道長老大吹法螺之際，來了一位故人。此人名金正希，是他早年學生望門投謁，說是「百篇文章請老師指點指點」。洪承疇多年兵戎厭聽文事，託以目疾「看不清字」。金說：「不妨。學生讀給老師聽。」於是當眾展卷，亢聲朗誦，抑揚頓挫擲地有聲，卻是崇禎皇帝御制《悼洪經略文》。同時還有一位被俘的老將軍囚在南京，洪承疇的意思，念及舊日情分勸他投清。這位將軍掩耳大叫：「你們別騙我，我根本不相信洪亨九會投降！這個洪承疇一定是冒牌貨，是假的！哪有像洪亨九那樣受恩深重的人會投降的！你們一定搞錯了！」這兩件掃興事出來，二人同日赴難。

　　他這般施為，自然口碑可觀。有人就悄悄在他家府門貼了一幅楹聯，上聯是「一二三四五六七」，暗喻「忘八」；下聯是「孝悌忠信禮義廉」，暗喻「無恥」，極盡挖苦熱罵之能事。康熙皇帝命修《二臣傳》儆戒後世身事二主之臣，洪氏名列前茅。

　　與洪承疇同樣忝居《二臣傳》其列的還有一位叫錢謙益的，是個地道的著述等身的文豪學者，官也做得有滋有味。此人在前明做到禮部右侍郎，皇清之後也做到禮部右侍郎。他大半輩子仕明，是「清流」裏的頭面人物，小半輩子又仕清，入了「二臣」，一生都帶著點倒楣味兒，但文名確是「山斗」得很。我讀過他一些詩文誌銘之類的，也不能不服他學究天人筆參造化。讀過劉斯奮先生《台門柳》的都知道，與李香君齊名的名妓柳如是是他的小星，不折不扣的一個大才子。柳如是一代紅顏班頭、風月場中領袖，我看嫁了錢，圖的是那點子虛榮滿足。錢謙益雖說年紀高大了幾十歲（柳戲說錢君「君之髮如妾之膚，君之膚如妾之髮」），但地位高、文名且好。按她的想頭：倘若錢能為忠君之臣，她再來作個殉節之婦那該多好？她與錢一段風流情份豈不成了千古佳話？可惜這點子可憐夢想也竟成鏡花水月。錢謙益還是恬恬然活了下來，靦靦然入了清室。

　　他也有幾樁尷尬軼聞。康熙年間，他在南京莫愁湖置酒高會，呼朋引類，吟詩論文。席間大家扶鸞作戲，錢謙益請問神仙自己「享壽幾何？」乩盤毫不含糊答曰：「六十三歲。」錢謙益拈鬚笑了，說：「我今年已經八十二歲了，這乩語說謊。」乩盤動了一下又說：「君不死，吾可奈何？」──你不死，我有什麼辦法？屈指算去，錢謙益六十三歲那年，正是明亡的甲申年。另有一說，是眾人正酣歌吃酒興頭間，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長揖而入，對著錢謙益連聲寒暄：「老兄康泰，小弟來遲，恕罪恕罪！」錢謙益時已是皓首如雪的老翁，自然不受用，問那年輕人：「後生今年青春幾何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二十歲。」錢謙益掀髯笑說：「老夫犬馬齒八十又二矣！」那年輕人卻說：「不是這樣算法。甲申年您就死了。您現在過的再生之年，其實才十九歲。稱您老兄，是和您客氣禮貌。」錢當時聞言「大慚」，就此一病不起，一年後也就壽終正寢了。

　　有人問我，你連篇累牘說「文人無行」，為什麼自己讀了那許多書，還到處勸人讀書，說什麼「讀書萬卷其樂無窮；讀書偶得甚解其樂無窮；讀書不求甚解其樂無窮」！想了想，他許是有點誤解了我的意思。我以為是「文人多無行」，不是「文人皆無行」，就像《秦香蓮》戲文包拯唱詞勸香蓮課子，「千萬讀書莫作官」。但這麼說問題又來了，因為包拯他自己就是個官，豈不是邏輯悖反？

　　所以這不是一概而論的事兒。讀書是沒錯的，但中國數千年人文觀照，金科玉律「學而優則仕」有毛病，就弄出些秦檜嚴嵩之輩張揚跋扈。人治，使官本位如虎添翼，一旦「仕」了去，一切伴隨著權力與生俱來的好處，諸如榮耀、尊貴、崇仰、金錢、美女、鮮花、掌聲與微笑、媚笑、佞僭、協肩取寵……都會滾滾而來。比一切的事業產業營運之利都來得便當快捷，也就難怪人「一闊臉就變」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八月號

　　盤點我書中「愛情」

　　從康熙到乾隆這一通三代的書看下去，「愛情」是愈來愈多。怎的是如此一個格調？

　　愛看我的書的人是不少的，有大學教授，也有引車賣漿者、汽車司機、搬運工、公務員、窮學生什麼的一大幫。似乎也不分階級階層，從高官顯貴到死緩犯人，共產黨和國民黨，這些意識形態相悖，人生閱歷落差極異的人中，都可以覓到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和《乾隆皇帝》的讀者。海外讀者去年還贈了我一個「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家獎」。作為一個小說家，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欣慰的了。

　　我一直認為，專業讀者是評論家，一般讀者也是評論家。從狹義的角度說，自然是專業評論家「牛」些個；但從廣義角度說，決定一部書的根本命運的，則一定永遠是那些「一般」人。看過書之後，無論你是「專業」的抑或是「一般」的，肯定都會有「評論」的。就我的書而言，「一字評」，說「好！」說「孬！」的，或者竟寫出一篇文章把二月河齊根刨起，從源尋流褒貶一頓，這種事聽得耳朵老繭長起。大家似乎有一共識，「這傢伙不會寫愛情」。有一位專業的女性評論家甚至當面說我：「你根本不懂女人，你根本不懂愛情！」我儘管不完全服氣，也被弄得有些汗顏。

　　不完全是不完全服氣，但我是「基本服氣」的。作品在那裏放著，是浩浩蕩蕩五百萬文字，一頁一頁翻去，愛情情節似乎有點蛛絲馬跡、雪泥鴻爪的樣子，星星點點氣息奄奄地泡在大情節裏游動。《康熙大帝》裏伍次友、蘇麻喇姑、雲娘是一組，周培公與阿瑣又一組，《雍正皇帝》裏雍正與小福、鄔思道和金鳳姑也各算一組罷。到了《乾隆》這一代，傅恆和女強人只沾了一點愛情味兒，至於乾隆與棠兒、海蘭察、兆惠那些事兒，只能算是「故事」，算不得誇張的愛情文學描摹了。從康熙到乾隆這一通三代的書看下去，「愛情」是愈來愈少，愈來愈不純潔，雜質愈來愈多，簡直寫得就是兔子生老鼠──一窩不如一窩的了。

　　怎的是如此一個格調？

　　一則是才情問題。那位女評家並沒有冤我，真的我是不懂。記得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付梓，寄了給馮其庸老師看，老先生一向不輕易動感情露鋒芒的，在電話中口氣不善：「你怎麼搞的？為什麼要那樣安排伍蘇的愛情結局？不對頭嘛！」我面對恩師，只好支支吾吾承認：「我不會寫愛情，也不懂……」

　　這不是語言駕馭能力的問題，是「生活源泉」有些先天不足，我的家庭、我的學校和我所處的那個時代，一上中學家裏就嚴命「與女同學接觸要公開化，不許談戀愛，不許單獨和女同學在一塊。」學校則三日一令五日一命「安心學習，不許男女生談戀愛」，隔三差五的還要出張布告，因「談」而被開除處分的大有人在。社會風氣也與今大不相同，天天講的「殘酷鬥爭」，誰肯悖時去談愛？因而見了女同學，即使她很好看，很有意思觀察她也是有「程序」的：遠遠的──看臉盤兒，模模糊糊有點印象；稍近些──看身段，體態姿勢差不多；走近了搭訕說話──只看她腳尖，聲氣笑語聽得見。如此這般的「三部曲」，自知也是「封建」，但在當時卻是真真實實的風尚。這自然不會有什麼「是非」，然而同時也就與愛無緣。「生活基礎」既薄弱，以後高中畢業又到部隊，全封閉的國防施工部隊，清一色的連隊兵；滿眼見，整日相處的全是男人，哪來的「愛情知識」？讀書吧，愛情書是禁品，難得一見的；所愛好的歷史書從頭翻到尾偌大偌大的大千世界裏全是男人主宰──這麼著連「書本知識」也無從獲得。作家「生活知識」欠缺嚴重，居然在康熙雍正乾隆幾部書中塑造出若干女性，別人雖然不滿意，其實我心中還滿得意，滿滿意意的呢！

　　再一則重要的因由，這三部系列作品是社會小說，是全方位（當然是比較而言）描摹康雍乾時期的社會生活的。讀過全部作品的讀者恐怕都有此感覺。《康熙大帝》一書文字寫得比較乾淨，「愛情」也比較純粹。愈往後，亂倫的、胡搞的、亂七八糟的事兒愈多。這個創作特點早已有讀者指出來了。我說老實話，我也想把後邊寫得「清」一點，並非我這個人著書著得愈來愈煽情，實因寫這書必須遵照兩個原則：一是歷史的真實，一時藝術的真實。歷史的真實是康熙年間是滿清立國之初，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是醫治戰爭創傷，鎮壓平息內亂，迅速恢復經濟，加強各族團結……這些事千頭萬緒擺在社會生活中無可替代無從迴避。開創之初統治階層精純強悍的氣質尚未消融，加之人民尚處於不安全的飢餓寒冷之中。「愛情」問題提不到社會生活的主葉，也就是說尚不能進入社會的主要議事日程中。但也正由於此，當時的生活主流乾淨，亂七八糟的事就少。

　　待到乾隆年間，清朝立國已屆百年，和平生活已久，吃飯問題基本解決，官場文恬武嬉，腐敗之風蔓延，富裕昌平經濟發達，造就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極盛時段。一個社會也和一個人一樣，窮極潦倒奮發圖強之時，餓得前心貼背樑骨，它就顧不上「荒淫」；一旦這些問題解決，整個社會也會「飽暖思淫慾」，於是汙水橫流弊端叢生，變得愈來愈骯髒不堪。《乾隆皇帝》裏的風情與康熙時的純淨不同，下筆時就得老實形象體現。

　　至於說到很美很清純的愛情，就我看來，無論康熙一朝還是乃子乃孫時段，社會生活中都是極少的。不是說沒有，而是都處於「地下」，地面上我們只看到一點愛的「蒸汽」（魯迅語）。像《還珠格格》、《康熙微服私訪記》中那些愛情故事，是今天人編的給今天人開心就是了，而在當時別說真的來一下，就是說一說也是罪過。非但康雍乾三朝而已，翻開中國的廿四史，政治、權術、金錢的銅臭薰人欲死，愛情卻是沒有的。封建中國實在要算扼殺愛情歷史最悠久、手段最殘忍的國度了。所以儘管我十分佩服金庸，那是因了他給了今日千百萬人閱讀的愉悅，他書中那些愛情故事我卻無一例相信在當時發生。《紅樓夢》中寶黛之愛是生死不渝，但看《紅樓夢》一書卻不見他們示愛之語，是兩個戴著黃金枷鎖的人在那裏唱著我們聽不懂的愛之歌。待到進入電視劇，卻見寶玉黛玉在大觀園中四手相疊四目相視，有點走出「地下」的意思。今日男女新人類吊膀子玩兒，看去可能不過癮，但我敢說，那肯定是編導無知妄加的，真正的紅學家不會弄這一套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三月號

　　我認識紀曉嵐

　　紀曉嵐這個名頭近年來又紅起來。那原因不是他的文名，倒是《鐵齒銅牙紀曉嵐》之類的電視劇大大普及了他，使他原在民間就甚好的口碑，一下子凸現在當今社會。

　　紀曉嵐（紀昀），這個名頭近年來又紅起來。那原因倒不全因他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一再出版風行天下，也未必是《清代第一才子紀曉嵐》這類似史非史、類論非論的書的作用。倒是《鐵齒銅牙紀曉嵐》之類的電視劇大大普及了他。使他原在民間就甚好的口碑，一下子凸現在當今社會。就他個人形象的影響而言，似乎已高出蒲松齡許多了。

　　歷史上的人物如恆河沙數，但性格大抵就那麼幾種，無論中西內外，或神奸巨蠹、禍國殃民者，或忠貞智勇、戮力輯穆者，俱有一致處。有的開朗爽明，望之可親，有的堅毅內斂，不苟言笑；有的勇武決斷，有的文弱儒雅，有的滑稽多智，也有一天到晚冷冰冰地板著面孔的。說到細微處，真的每人一個面目眉眼，絕不雷同。但粗放說去，無非「內向」、「外向」、「內外向」而已。

　　紀曉嵐在我心目中，屬於中性性格，但在社會形象中，他倒是開放型的人物。他的風雅、多才、善謔、詼諧確是第一流的。這大大幫了他的忙，使得他更加可愛。但我以為，人們喜愛他的真正原因和《宰相劉羅鍋》的是一樣的。鐵定的公式，他們都是乾隆朝的重臣，與奸相和珅是死對頭。和珅有多麼壞，他們便有多麼好，和珅的可惡恰反襯了他們的可愛。與其說，這是國人頭腦一時還複雜不來，毋寧說，這是國人潛意識裏的藝術追求，或者說是心理追求。

　　我最早接觸到紀曉嵐的材料，是在文革後《光明日報》的一篇文章上，說他陪乾隆秋彌，乾隆不小心從馬上摔下墮進泥淖，陪駕的紀曉嵐也就從馬上一頭順勢滾進泥中，比乾隆更其「不幸」，更其狼狽，更其觀瞻不雅！──變起倉促間，能如此地「和光」，急才急智應變如流，真的人所難能。後來見到不少稗官野史，多是他的詩詞聯語即興應對。比如他陪駕到一處，名叫八方橋，乾隆順口出聯「八方橋，橋八方，站在八方橋上觀八方，八方八方八八方」，指令紀即時對出。他「撲通」一跪，叩頭應對如流：「萬歲爺，爺萬歲，跪倒萬歲爺前呼萬歲，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……諸如此類不可勝記。詼諧機智是沒說的了，通俗易懂也是很有名的，卻沒有收進他的集子裏。我猜這或是齊東野語，是人們幫他編的，因為符合紀曉嵐的性格，也就傳了下來。但即使是真的，這樣響亮的馬屁，他也未必肯收進自家的著述裏的罷？

　　他留下的著作影響最大的便是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。這一類筆記就文體而言，可以說就是那個時代的model（時髦），從經史考究到吃喝拉撒睡、詩詞曲賦乃至白菜豆腐價格貴賤，有什麼記什麼。聽到的、看到的、想到的，就實錄下來，蒲松齡的《聊齋誌異》其實也就是一部小說化了的筆記。清代的文字獄絕不開玩笑，動輒獲咎便殺頭滅族毫不苟且。文網密集刀子鋒利，嚇得文人墨客只好弄些小玩藝消遣文興。就這部《閱微》，一看名字就是「閱微而知著」的意思。與《聊齋》對照相映起來看，它幾乎沒有什麼形象思維，全然不似蒲氏的恣意汪洋，隨時隨人隨情點染如畫，人文情感的那種豐沛橫溢。《閱微》創造「藝術形象」的追求的自覺性非但沒有，且可以看出紀氏是在「自覺」地排除藝術情緒對他的「干擾」。這不是一部言情的筆記，而是借事喻理的說教。很明顯紀曉嵐滿可以寫得更飽滿些的，因為偶爾的，他能用寥寥幾筆隨心描摹勾勒得人物景致十分生動，但只是「偶爾」而已，很快地他就恢復了「宗師」面孔，一本正經地向讀者說理了。

　　什麼「理」？撲鼻的陳腐，令人無奈的無聊，喋喋不休的主題，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。舉一反三的為人世故，透著紀曉嵐的衛道士面孔，也透著他的玲瓏剔透，善於周旋。

　　但這部書在當時之世，與《聊齋》齊名，是雙峰對峙的名望景觀。這也是當時世大夫特有的人文心理所致：讀《紅樓》為了遣情賞雅，讀《聊齋》為的是消閒解悶，讀《閱微》，則為附庸風雅。

　　然而我們似乎不必對紀曉嵐這人求全責備。他差不多一輩子都是春風得意，與蒲松齡的窮愁潦倒迥然不同。要他發出蒲松齡那樣的幽咽哽塞之情也是不可能的。在乾隆那樣的主子跟前，處在如此紛繁複雜的朝局之中，沒有點世故，一天也混不下去的。他在修《四庫全書》中，故意在明顯處弄些個錯別字之類的「恰當錯誤」給乾隆看，讓乾隆挑剔出來，滿足乾隆「聖心高遠，明察秋毫」的虛驕心，他也就能很安全地成就這項文化偉業了。就我們今天看，這是紀氏的大節，為民族文化的貢獻厥大，功勞是不言而喻的。他如沒有這點聰明世故，這「工作」就幹不下去。

　　這麼一個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人，和和珅那樣的不學無術的錢串子在一道工作，兩個人搞不到一處是很自然的事。紀曉嵐觀念陳腐，為人還是正派，和珅狎邪而且貪婪，在乾隆跟前恃有特異之寵。我自家的一點感受，乾隆似乎對和珅在大的方面也有所警惕，看著幾個大臣之間鬧點彆扭，有點「看笑話」的心理。這麼著，如阿桂、紀曉嵐、劉墉輩皆得善終，嘉慶順利接班即位，朝局基本安謐無事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　　紀曉嵐算得是文人中的正派人物。我說的這個「正派」，不是正直的意思，乾隆朝的劉統勛、雍正時的孫嘉淦輩，還有康熙朝的唐賚成、郭琇這些人，有直面皇帝的精神，勇批龍鱗的膽量，正確或錯誤姑且不論，那正氣、那勇氣，對專制獨裁總算是有些衝擊的罷。紀曉嵐不是這般樣的人。他可以說是那種很正統的人，政務上無甚大建樹，學術很好，「文化工作」上有不小貢獻，膽子小，心思密，很傳統的一個自了漢。這樣的人物，在《紅樓》中覓，男的有點像賈政，女的就是發愁「人人跟前」不能應酬周全的薛寶釵。他的膽小怕事謹小慎微，從他的《閱微》中可以透析出來，說得好聽點是「百煉鋼化為繞指柔」，說得難聽點那真是「曲如鉤」。

　　這個被禮教、種族、皇權、神權壓扁了的文化人，壓得已經沒有了他自己，也還在夾縫中討得他自身一份安樂與有益的工作──從這人身上，我窺見了那時得意正派人士的文化心理狀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六月號

　　讀了《西遊記》，說話如放屁？

　　陶淵明先生說：「讀書不求甚解」，竊以為是深得讀書中三昧的心得境界。

　　幼年讀書時，成年人給劃定的框框是極多的。大人們說「讀了《紅樓夢》，要得相思病」，大人們說「老不讀《三國》，少不讀《水滸》」，還說「讀了《西遊記》，說話如放屁」。我猜他們的本意，讀這些書與前途升遷事業無助，就「佔有時間」而言，且是有害，因此就有這些界定訓告。

　　但我最初讀書，確是從《西遊記》小人書開始的。這有點類似今天有些讀者先看電視劇《雍正王朝》，覺得不過癮，又來讀小說《雍正皇帝》一樣。一讀《西遊記》便不能罷手，愈讀愈多，變得自己也操戈上陣成了作家。

　　青年時代讀《紅樓夢》、《聊齋誌異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之類的流行小說。文革時期偷偷讀了《悲慘世界》、《雙城記》、《名利場》、《復活》、《安娜．卡列尼娜》、《皮克威克外傳》、《紅與黑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基度山伯爵》等等老外作品。「治內」的書讀了《史記》為首的廿四史，先秦諸子哲學論文資料，研究《紅樓夢》與《金瓶梅》的資料文章……那是雜得很了，如果還要再續著說，還有舊檯曆、廢報紙，入廁用的手紙上的片段文章等。系統歸納整理，變成自家學養，是「而立」之後的事了。

　　五柳先生「讀書不求甚解」，竊以為是深得讀書中三昧的心得境界。讀文史哲，怕是最高境界的罷！「豬八戒吃人參果」不亦快哉？第一，他已得了營養實惠；第二，倘人參果極多，他也會吃出味道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七月號

　　金庸被蟲咬？

　　我倒更留意別走道兒上橫不愣子竄出一個什麼「蟲」──或像金庸，「閉門家中坐，『蟲』從天上來」，說一句「沒吃過豬肉，也沒見過豬走」，然後再說一句：爺和金庸「也差不多」──就算你是「大俠」，又其奈爺何？

　　成名了的人事多。記得多少年前，還在擺弄『紅學』時，寫一篇萬把字的小稿子，要等很長辰光才能刊登──那時寫稿人也有一

　　句話叫「發了沒有？」或者叫「用」了沒有──沒有發沒有用的大段空閒就窮極無聊地等待。機關裏的公務不多，三下五去二就打發了，更沒有許許多多「崇拜者」圍著寒暄、簽名留念，聽他們「發自內心」的仰慕話。……這麼閒著，就也有感想是「半個賈寶玉」：他叫「富貴閒人」，我雖不富貴，卻是「閒人」，有點聊足自慰的意味。但後來不成了。半個也不半個，直就是窮忙……《雍正王朝》電視劇播出那個月，二百多家新聞媒體盈門採訪，躺在床上打「點滴」，手裏接電話應酬記者，床前坐滿的不是醫生，而是趕來湊熱鬧的外地本地記者。就是在電視劇未播出之前，也早就難遇「浮生又得半日閒」這樣的好事了。

　　但今年前頭這除夕沒有電話，這是件稀奇事。平常時就是週末，或不週末那電話鈴聲也是時稀時密地響著，說出版的、請寫序的、邀吃飯的、會朋友的、來簽名的……總歸不讓你「閒」著。我已經忙慣了，乍一清靜，先是一陣高興，後來突覺反常，「反常謂之妖」，想起這句話，竟有點不安起來。不料太太插進一句話說：「你今晚可不要打電話，防著千年蟲！」我不禁愕然，瞠目望著她解釋：「……要是該你倒楣，打一次電話給你記一千年費！」這下子又使我恍然過來，笑說：「最好年年有幾條千年蟲，天天咬電話線。」說笑歸說笑，我還是抓起手機打了幾個電話。在電話中和朋友調侃：「最好千年蟲咬我們一口，可以和電話局打打賴皮官司的罷……」

　　千年蟲這麼厲害的？從前也知道的，先聽說是「狼來了」。又見報載，這一天全國的銀行業務一律停辦，又見報載說那個國家何處地方碰了這條蟲，損失若干吃虧幾何云云。真的太太不許摸電話，才曉得這玩藝兒不是說說就得，也會「玩真格的」。我這人是太呆了，因不會玩電腦，也就不怕「病毒」，不開銀行，就不怕賬目錯亂，千年蟲與我何干？我倒更怕或者說更留意，別走道兒上橫不愣子竄出一個什麼「蟲」──或像金庸，「閉門家中坐，『蟲』從天上來」，說一句「沒吃過豬肉，也沒見過豬走」，然後再說一句：爺和金庸「也差不多」──就算你是「大俠」，又其奈爺何？還有一位華君武，起小兒我就看他的漫畫，端的有出神入化之功，不知勸了誰幾句，也招徠了蟲，咬你沒商量。

　　大約差不離三千年前吧，那時沒有現今意義上的千年蟲，外國除了巴比倫、埃及、希臘，說不上什麼歷史，商紂的什麼蟲咬死了比干。悠悠幾千年過去，蟲們已經文明的多了，有的會唱歌，有的能寫一手不錯的文章，咬人也不像那麼直來直去，變得哼哼嘰嘰的。「不值一笑哂」的事，被咬的也卻十分鄭重其事。金先生說是打的佛家拳，我看有點像「黯然消魂掌」；有人想大張旗鼓地將華先生的小咬兒送上法庭──這總是一種文明與進步──不許你亂咬！

　　我的名聲不值得蟲來咬的。也許有蟲咬過，嫌苦，「其味不佳」，「討厭」著離去了。記得一首古詩：

　　桃生露井上，

　　有李生桃旁。

　　蟲來囓桃根，

　　李樹代桃僵。

　　現在沒有那麼多李樹，要多幾隻啄木鳥就好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三月號

　　古今賣友記

　　「賣友」是中國源遠流長文化中一個頗為常見的老題目了，也可說是我們的一個「國粹」。我想說的，朋友有時有的也教人聞風喪膽……

　　新年伊始，蒙香港《明報月刊》稿約，寫了一篇文章。說了千年蟲，又說人間蟲，煞是厲害。牽扯到金庸的，我說他是「閉門家中坐，『蟲』從天上來。」

　　這蟲說的就是王朔。

　　細看王朔之咬金庸，靜如處子，動若脫兔，無故加之，猝然臨之，又快又狠叼起一口，血淋淋的一衝而去，再將目光惡狠狠轉向他人──這看上去真惡。

　　我起先愕然，這怎麼啦？是怎麼回事？驚定回思，用另一邊牙咀嚼，細品其味，久之不禁莞爾：咬你就咬你，咬你沒商量。公開明白直出直入。王某是條好蟲，壯哉此蟲！

　　他的「這件事兒」不夠朋友。

　　然而金庸王朔本就不是朋友，他也不曾自稱過是金庸的朋友。不管出於什麼動機，王朔不夠朋友夠豪傑。

　　朋友，是很美的名詞。一聽這名字，弄歷史的一下子會想起管仲、鮑叔牙，或許會想到魯肅、周瑜「指囤贈糧」。一班串街坊坐茶館的只怕未必雅到「高山流水」，大談鍾子期與俞伯牙，他們更多的是留意那片緋紅桃林中的艷陽暖春，劉關張義結生死的故事。如今的鐵哥兒們的士高跳累了，也會用塑料吸管啜著「高樂高」，大談其「永恆的友誼」。這真是快意的詞兒。

　　但其實遠不是那般美好。雅人們造的《詩經》云：

　　鸚其鳴矣，

　　求其友聲。

　　孔子說「不亦樂乎」，似乎朋友們都能像秦瓊那般「兩肋插刀」──他實在並沒有那事兒，插刀的似乎是單雄信──插的也是朋友的刀。倒是如二桃殺三士之類的事兒不少，稍一名利撥動（一個桃子值五毛錢吧）立刻血濺當場。

　　按朋友敘入五倫見《孟子》一書：

　　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；君臣有義；夫婦有別；長幼有序；朋友有信。

　　「朋友」排在老五。照我的想頭，大約因為朋友在社交中的位置緊要，所以列進「倫」內；又大約因為朋友之間制約力最小，所以故忝居最末；且是因為朋友之間最易有出賣行為，亞聖因而乾脆就提出了「以信為本」。

　　「賣友」是中國源遠流長文化中一個頗為常見的老題目了，也可說是我們的一個「國粹」。我在文革時見到人們起勁地互揭隱私，互相抄家，烏雞眼對烏雞眼，坑陷心對坑陷心，日夕不遑寧處。「對手」們幾乎都是平日合穿一條褲子還嫌肥的「朋友」！曾親眼見一群「哥們兒」抄朋友家，紅了眼，喝了什麼符水似地呼嘯而入，搶砸打之外還帶著搜鈔票撲金銀覓寶貝──這家子其實平日極善待他們，青年光棍們週末常在這裏過，有剁餃子餡的、擀麵皮、包餃子、下湯鍋……熱氣騰騰中向長輩呼叔叔，喊阿姨──此刻變臉一切面皮不講，「熱氣騰騰」翻成「殺氣騰騰」，都是惡煞一般！彼時年輕，親見斯情斯景，只是暗自訝歎──

　　堪破世情驚破膽，

　　實是世事寒透心。

　　這句話後來還躥入了小說「明珠抄家」一段文字。

　　這是「人心不古」了？後來看古書裏說的，不是的。有名的一對兒，前漢的張耳、陳餘，《史記》中載，二人初為「刎頸之交」──割頭換命交朋友，後來鐵哥兒反目互為敵國，遂成生死冤家。後來弄清史，又見有李光地、陳夢雷一對兒，文友朋友同年同鄉，蜜裏調油的交情。三藩亂起，陳投耿精忠，與李約定內應外合共圖大事。不料天下承平，李光地做了高官，變臉不認賬「沒有那回事」！一個指彼「投敵」，一個說此「賣友」，虧得康熙惜才，陳夢雷才沒掉腦袋。當時〈與李光地絕交書〉風行天下，究竟密謀實情如何，至今使清史專家大傷腦筋。

　　這原是「古已有之」的事了。追憶過去，不免審量現在，想想別人，自然又思量自己。名利場上的事變來變去，無非繞著「錢權」二字走馬燈般轉就是了。前年與一位朋友戲談，說及這些前事，我稱「貧賤宜交友，富貴易見心」。一個人經得貧賤考驗不算了不起的事，若能經得鮮花掌聲叫好鼓噪金錢鈔票……的洗禮，那才真叫難。這自是因我處境有感而發，不料他聽了箕張雙臂，眸子閃光，熱情的地望天調侃：「啊，上帝！讓這後一種『難』的考驗快點降臨到我頭上吧！」

　　年來《雍正皇帝》一書出風頭，招徠不少事。先是有人代我不平，說及旁邊有人「近殿欺佛」，接著有人代不平而不平質問：「誰是佛？哪裏是殿？誰又欺佛來著？」我未及解釋，又有文章出來指斥二月河「信口開河」，要追究「罪責」。有背地裏交代編輯部「不要登二月河稿子的」；有關照評委會不要給我書評獎的；說「清高」的，罵「討厭」的，不一而足……我都不大理會，因為我不是聖賢人，有了那麼多過譽之辭已很不安，也當允許人說個「不好」。再則，那些人都不曾自稱過是我朋友，幹嘛要計較人家？

　　不料近日又有新「事」，一位多年老友在一次全國性文友會議上掰著手指娓娓而談：二月河某某書得稿費幾何，某某書得版稅若干。很溫情笑瞇瞇也很煞有介事地說我「開了天價」，是多少多少百萬。以他的權威身分說這樣話，自然無人不信，自然「駭然而哇」──嘩！寫稿子也能成千萬富翁呀！

　　我想，「討厭」不要緊，嘁嘁喳喳議論幾聲也不要緊。讀者聽了這話會怎麼想？二月河不但是個胖子，原來還是個闊佬寫書給我看！文界諸友會想：你一向清高，背後竟是獅子大張口？記者想……至於黑道兒上哥們兒怎麼想，那就難猜了。我不叫窮，因為我有稿費可拿；我想說的是「朋友」二字，有時有的也教人聞風喪膽呢！

　　所以回頭又想告訴金庸，王朔也自有他的可人處。既不冒充是你的朋友，又是讀不進你的書的讀者，跳腳罵你幾句何妨？

　　外頭瑞雪紛紛，萬花翔落，湛清的淯水湖上漣波蕩漾，無數蝴蝶投水而沒。岸邊喬木長林雪色迷濛，沿湖延伸極目無際……安牘陳紙，想起千里外的女兒，思及近旁紅塵擾攘，面對美景自然，心緒也就駁雜，興起興落難平……快過年了，我看金王二人的戲也就這樣子了，「朋友」也不去說他了。平安健康過年的福氣。小心門戶，防盜防火，小心燈火，小心煙花爆竹……還有，小心朋友……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四月號

　　文人無行

　　不知何故，中國數千年史典，卻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頑鈍無恥文人。可以說，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，都和他們居中不停地搗蛋有關。搗蛋到了極致，這一朝也就完蛋。

　　　　弱冠幸隨計，

　　　　束書來上京。

　　　　齒稚氣方銳，

　　　　招視江湖輕。

　　　　俯仰五十年，

　　　　辛苦事浮名。

　　　　世路多險艱，

　　　　風波使人驚。

　　　　茲游意已闌，

　　　　無復少壯情。

　　　　見鳥羨高逝，

　　　　望鄉思遐征。

　　　　雲山遙在夢，

　　　　日數歸園程。

　　這首古風是一首懷舊詩，述說作者自從「弱冠」求名上京，從銳氣咄咄心雄萬丈的青年，經五十年宦海沉浮，勘破世路人情風波險惡，而今西風瘦馬杖策歸途一番心景。既有對少年往事的悠遠追憶，也有對塵囂紛擾劫後餘生的慶幸，還夾著對未來牧歌田園生涯的嚮往和欣慰。憑誰說，無論它的意境恬適，格調蒼涼，情愫雋永，都可說是上乘之作。那麼它的作者是誰呢？嚴嵩。

　　說到嚴嵩，許多人一下子會想到《大紅袍》裏的海瑞，那是忠臣清官極度對立的一個標準大權奸貪官。且不說在他秉政的二十餘年中翻雲覆雨撥弄朝政，諛逢君惡讚固寵黨同伐異，與兒子嚴世蕃狼狽為奸，結黨亂政，殺夏言、殺曾銑、殺朱紈、死楊允繩、死李默、死楊繼盛……沈束輩、沈鍊輩、徐學詩輩──那也都算得人中之精了，但凡正人君子，遭逢到這爺們手中，無不紛紛落馬栽筋斗被打得落花流水，身死而志不申。這真是奸惡刁狠到了極處的人，偏他就能寫出這樣的詩──似乎他辛勤為國勞作一生，現在要回鄉作遐征之思，要與梅花長伴了！這個惡貫滿盈的匪類，卻又是分宜山中詩壇一秀。

　　種竹旋添馴鶴至，

　　買山聊起讀書堂；

　　開窗古木蕭蕭籟，

　　隱几寒花寂寂香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他是個真不錯的詩人呢！

　　這只是一個例子，我想說的是為人為文的不同。幼時入學，老師曾教我「讀其書想見其為人」，多少年一直篤信不疑。有時想想也是這個理兒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范仲淹、辛棄疾、蘇東坡、關漢卿、湯顯祖，寫了那麼好的詩文劇賦，人也那麼好，可見好人能出好文章，好文章才配得上好人，是相得益彰的佳事──誰知滿不是那回事呢？我看是老師也上當了。我們師生在這事上頭都中了連環套兒，有些理想化了人生，把人生按戲本兒看了。明代有個宰相，他女兒看戲入了迷，一心要嫁個狀元郎──她以為狀元都像戲裏那般一個翩翩佳公子，粉面朱唇滿腹經綸出口成詩的小白臉兒──想得發瘋，老爹果然玉成其志，真的嫁了一個新科狀元。她喜滋滋入了洞房，揭了頭蓋才曉得狀元真相，原來是一個彪形大漢，滿臉橫肉，腰粗十圍，毛髮蓬蓬然，活脫一個屠戶樣兒。

　　我看這事可以為我這篇文章作注，那個可憐的女孩子自盡了，但誰能保得定她不是又錯一次呢？

　　讀明史是很有意思的。它不同於唐代，一切都包容在一種富麗堂皇之中，像在聽一首黃鐘大呂奏的鈞天之樂。它也不同於宋代，渾渾噩噩得近乎麻木，混帳得令人可笑可憐。打開明史，像是看到一伙打群架的，從頭打到尾，昏君烈臣、東林東廠、奸權直士、神佛道士、太監倭寇、農民財主、正的邪的、曲的直的，從靖難之役打起一直打到清兵入關，打得昏天黑地，精疲力竭，也就亡國了。中間偶有一陣子休歇，我看也是都打得累極了暫時休戰。阿彌陀佛，真熱鬧煞！正應了魯迅《好東西歌》：「還有你罵我來我罵你，說得自己蜜樣甜」，「相罵聲中失土地，相罵聲中捐銅錢，失了土地捐了錢，喊聲罵聲也寂然」，淒淒慘慘亂哄哄完了。

　　其實真正眼亮的倒是明太祖朱元璋，他似乎對「大頭巾」的認識比誰都清楚。元明興替，元臣危素「棄暗投明」──就是我們從《儒林外史》裏讀到的那位「危老先生」了。此人是金谿人，字「太樸」，又叫「雲林」，由經筵檢討參與修宋、遼、金三史──寫《后妃傳》查不到史籍。用今天的話說是「缺乏資料」。急中生智，危素就買了些糖塊小吃之類賄賂老公兒，套問宮裏后妃起居逸事，這般就腿搓繩兒，幾百年前的闈宮秘聞也就書之丹青了，由此升官而成翰林學士。這麼一個「勝國遺老」，棺材瓤子似的人物，居然敢在朱元璋面前倚老賣老，張口閉口「老臣危素」如何怎樣，朱元璋儘管看重他的文章，心裏早煩透了他。有一天皇帝御東間側室，聽見危素在簾外走動，問：「是誰？」他說：「是老臣危素。」朱元璋說：「朕還以為是文天祥呢！腳步聲這麼從容的，原來是你！」罰他去守余闕墓，余闕是元統初進士，累官參知政事。死於陳友諒之難，立廟祀之。危老先生住在這廟裏不知心境況味如何？

　　少讀《儒林外史》，見裏頭出文人洋相，我多少有點腹非的意見，「竊以為」作者存心刻薄，後來漸漸讀書有得，才曉得文人裏頭除了屈原、魏徵、文天祥、史可法，明代裏頭的三楊、海瑞之外，更有盧杞、李林甫、秦檜、嚴嵩、錢謙益、洪承疇、馬士英者流，似乎比剛正義烈之士還要多些。就明史鑽研去，東林黨有點像東漢時的清流派了。細看似乎又有不小的區分，都有「派性」，也都盡有投機者，卻顯得這潭水更渾濁一點。「門戶」得張牙舞爪，貪名之態猶如貪利，到末時畢竟一齊露出來原樣兒。

　　那麼到底是書誤了人，還是人辜負了書？翻開古今史典文論，沒有哪本書是教人為非的。很多學術，儘管論點不能令人佩服，出發點與落腳點，也還堂正。即便是八股選文高頭講章──糟謬無用的爛文章，也不見有什麼歹意。不知何故，中國數千年史典，卻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頑鈍無恥文人。可以說，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，都和他們居中不停地搗蛋有關。搗蛋到了極致，這一朝也就完蛋。然後再從新來一遍，循環往復生生不已。這真是件令人悲哀又無可奈何的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五月號

　　「跳樑」文人

　　我是用心讀了《儒林外史》的。心裏犯嘀咕，品不出滋味，覺得像進了洪洞縣，內頭何以就沒個好人？再翻《明史》才曉得，那都是紅塵滾滾中的小巫……

　　在故宮午門外，有兩處矮小的房子縮立在廣袤的閱兵場東西兩側。我知道，那在清代是駐著專管「駐蹕關防」的「蝦」（侍衛）們的。但在明代，它卻有個別緻的名字，叫「廷杖房」。大臣犯過，或開罪了「秉筆太監」，或惹惱了皇帝，就在這裏行刑。廷杖，也叫打板子，既不交到有司衙門處置，也不徵詢內閣大臣意見，完全憑皇帝性子喜怒，「打三十」、「打四十」隨口吩咐。我們在史籍中讀到那些詔書，真個是金聲玉振毓華春秋，其實皇帝下詔時，那口氣土得掉渣：「拖出去，打八十──欽此！」或更狠一點「拉出去，著狗吃了──欽此！」……這類文筆口吻觸目皆是，令人有時髮指，有時又忍俊不禁。

　　捱打的當然大多是聲名顯赫的高官，那情景閉目可見是十分殘酷悲壯的。一頭太監把人按在地下拼命噼噼啪啪地猛打亂抽，一頭是受刑人的門生故吏遠遠觀刑，擺好了酒食點心，等著老師受刑下來安慰壓驚。這般場面實在是十分義烈的。

　　然而，這些大臣捱打，常常都是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。打人的，捱打的，大抵心裏都明白，這不過是「常規處分」，倘不是倒霉蛋，決計於性命無虞。打人的圖個出氣痛快，捱打的是愈打名聲愈大，圖個「聲震天下」──從另一頭微妙心思，居然有點「一家願打，一家願捱」的周瑜黃蓋味道。

　　這當然書史無載，是我讀史時偷窺來的心得。也許是我對這些讀書人的花樣向來不懷好意揣猜，有那麼一點「陰暗心理」的緣故。我的鑑別根據是看大事，看人物在大事面前較真時的德性。比如像御史參奏某廚子「製膳甚鹹」、皇帝死了的親爹該否堂堂正正入祠之類，爭得唾液四濺，攘臂挽袖的──恰從中看出一個「小」字來。

　　那麼逢到大事如何？永樂發動靖難之役，叔叔從北京起兵，水路大軍直逼南京，要奪侄兒江山。眼見朝廷岌岌可危，兵勢土崩瓦解，百官們紛紛自打主意，各想門路化解凶險。逃走的、歸隱的、暗通關節預留地步的、打點精神迎新主的……種種不一而足。自然，平日以節烈自標的，這裏頭又有個面子問題。當時有個叫解縉的庶吉士，聽到文皇渡江，金陵眼見不保，與方孝孺、周是修、王艮、吳溥、胡廣、胡靖六人──姑且稱之為「七君子」吧，聚在一處，相約為建文皇帝殉節，以標千古風節。退下來後，解縉便悄悄支使家人「你去瞧瞧胡廣是什麼動靜」。家人回來稟說「沒什麼動靜，見胡大人問家人『豬餵了沒有？』」解縉聽了這話，準是心裏猛地輕鬆，說「一豬尚不肯捨，況背捨性命乎？」於是心安理得地活了下來，這七個人只有方孝孺壯烈而死，周是修被殺，王艮閉門涕泣，服毒自殺。其餘四人都結結實實「咸與新命」。

　　這件事使我一下子想起明末的洪承疇。崇禎信為股肱，依為干城，名噪天下的賢能臣子，與清兵松山會戰，兵敗被俘。捉來之後不吃、不喝、不言、不動，像煞了要寧死不屈的模樣，多爾袞也拿他沒辦法，便叫他的舊友范文程去「看望」。范文程去閒話一陣，回來說：「洪承疇肯定不是死節之臣，他是可以說降的。」問他「怎見得呢？」范文程說：「我和他閒聊時，房樑上掉下一點灰絮落在衣服上，他趕忙撣掉了。一件衣服他都捨不得，他肯捨掉性命麼？」果然，弄個女人去勸，洪承疇也就欣然降了「命世之主」。

　　明代士人崇尚程朱之學，講究性命之理，存天理，去人慾，最是在格物致知上頭下功夫的。王陽明所謂「破山中賊易，破心中賊難」算是一份獨到的心得──這位儒將曾面對一叢綠竹，想破了腦子「格致」其理，以至於弄得病了一場。這也是當時文人一種時尚心態：在理學中鑽牛角尖，彷彿是十分做得認真。一旦「事」來了，大家都真相畢露。待到清兵入關，大軍直逼金陵，這群寶貝又在一塊「聚議」，一說要從福王逃走，一說「社稷為重君為輕」要留守社稷──換句話說，就是要替新來的主子看家，而居然就是後一種意見佔了上風。當日清兵入城，天降大雨，文武百官整肅相迎，五尺多高的「手本履歷」幾摞子碼著，等待接收，冠服袍褂淋得褪了色，紅水殷殷滿街橫流。這也是頗為滑稽的一幕：上頭受降的是志滿意得的洪承疇，下頭投降的是他許多門生故吏。都是漢人書生，主子卻換了滿洲人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還有個叫阮大鉞的人，這時的表現尤為奇特。看過《桃花扇》的人大抵都知道他會編曲本兒，而且會表演，愛附庸清流，是個亡國名流。他的履歷很明白，先附魏忠賢，又結馬士英，再投滿洲人，帶著清兵攻打仙霞嶺，僵仆石上死──單這麼幾句，無論如何不「生動」，他的「事跡」其實是好看煞的。他去見魏，「每投刺，輒厚賂閽人毀焉」，連個名片都不留存，魏忠賢倒台，窮搜黨羽，明知他是魏黨，偏就找不出證據。他整肅魏，連帶著掃了東林黨，伙同馬士英整倒周延儒，接著又和馬士英反目。借「妖僧大悲案」造假名冊，無論好人歹人、君子小人統統一網打盡之。錢謙益一代學儒大匠，甚至讓小妾柳如是犧牲色相巴結他，還是不肯放過。這人簡直葷的素的、臭的香的、五顏六色、垃圾古董、玉佛金人、雞毛蒜皮一囊而盡，亂划拉齊毀壞，說不清他是什麼道道兒、什麼個東西。親近朋友都瞧他有病了，他說「古人不云乎？日暮途窮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」──明白說話，是世紀末心態！於明末，晚明政權，可以說阮大鉞一點好事正經事也沒作，偏是降清之後，他的勁頭突然大增。他這時已年屆花甲，清兵「內院」怕他鞍馬勞頓，阮大鉞慷慨陳言：「我何病！我年雖六十，能騎生馬，挽強弓，鐵錚錚漢子也！」打到仙霞嶺，大家都騎馬慢行，只有阮大鉞牽馬徒步行進，說：「我精力百倍於後生！」率先直赴極峰五通嶺。好半日大家才喘吁吁爬上來，遠遠見他坐在石頭上「呼之不應，以鞭掣其辮，亦不動。視之，死矣。」單看他的簡歷，恐怕永遠想像不出這個老不要臉的奸徒如此歸宿吧？

　　我是用心讀了《儒林外史》的。心裏犯嘀咕，品不出滋味，覺得像進了洪洞縣，內頭何以就沒個好人？再翻明史才曉得，那都是紅塵滾滾中的小巫，正直清白如海瑞的、三楊的可寥如晨星。如《五人墓碑紀》那般激切壯烈的也極少見。後來才知道它寫的老實，說了一群侏儒和變侏儒的故事。當然解縉、阮大鉞們這樣的「跳樑」也是少數。但燕鵲鳥雀窠學壇，滿朝簪纓盡侏儒，也是明亡緣由之一罷。

　　　《文人無行──讀明史隨筆之一》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〇年六月號

　　秋雨，「口紅」請洗擦

　　雖然《文化口紅》一書過於氣勢洶洶，卻不為無因而發。因為要研究余秋雨，無法迴避這歷史。名作家是公眾人物，無所反省，公眾自有公評。

　　有人問我，對余秋雨，作怎麼看？我坦然自告：余秋雨最著名的散文集《文化苦旅》我是看過的，另外的集子零零散散讀過一點。總的印象他的文筆極好，說古也論今，情感極投入，有極動人心魄的煽動力，他與讀者的心理溝通能力極強。缺點是文章的思維方式和格調都差不多。散文家其實是比小說家還要自由的「自由職業者」。鳥飛天高，魚躍海闊，那般恣意隨情。也就是說：這一回見他舞刀，下一次再看他弄劍，正驚歎他武功了得，忽又見他繡花繪畫。余秋雨文章極好，但把式不多。為文要狡獪一點，他不夠幽默。為人要平實一點，但為人所了解談何容易？那是非要接觸而後才可知道的，哪裏能夠輕下決斷？單從他的文章看，我只能看出這人深刻。刻，而且深，好比水，水太深了，就看不到底了。他不是個清純的人。

　　這些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缺點。花樣不多，曹雪芹也沒有其他文筆佐證他能夠寫出有異於《紅樓夢》格調的小說，對自家有所突破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膾炙人口，書裏頭說保爾──也就是他自己──怎樣殫精竭慮艱難跋涉地寫《暴風雨所誕生的》。及至看到書，不但沒見到「突破」，且是遠不逮他的處女作。我不妄攀，但可類比。

　　我的書出來，有很多讀者希望我的新書「一部比一部強」，有些專家也盼我能「有所突破」。這都是好心，自問也是努力了的，但就是突破不了自己。有的人能超越自我、戰勝自我，那當然都是了不起的人，我只是瞎敬佩，自己做不來。當然，寫長篇玩意兒和短篇不能同執一說。一個人寫一篇好散文，大家讀了新奇稱賞，拍案擊節；倘篇篇都是一個模範鑄出，如同做什麼機器零件那般，一個壓一個，再一壓又一個，看得多了，可以想見他「再一壓」是個什麼樣子，那也就興味減了，並漸漸沒了。秋雨先生的「變著」少了點。就文章的情思而言，他的深刻、暴露的情緒像是隱著什麼影子，「天涼好箇秋」後頭有許多「欲說還休」的樣子。

　　記得多年前讀黃裳先生的遊記散文，風度翩翩又大方典雅──我看秋雨先生是受了一些他的影響的──但黃裳的文章絕沒有故作張致，賣弄學識；絕不聲色俱厲，張牙舞爪。比較起來，這本《苦旅》有點像小媳婦訴說家事，口無遮攔，悲憤難當，連淚帶聲說個不了，卻是直奔「目的」──換聽眾的動容，賺聽眾的眼淚。從「大氣」這條上說，相去也就遠了。

　　本來對秋雨的人和文的看法也就如此而已，然而最近見到一本書，叫《文化口紅》，是專門解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。其中涉及到一些秋雨先生過往的生平人事，我便有些新的思索。這本專著二三十萬字吧，分了四輯評點余的文和人。並非專門說散文的，多是負面的謫貶，也有個把篇是褒揚。分別說了余先生文革中的表現和他的「現行」文章行徑。結論很乾脆明白，他是「文化口紅」。口紅是什麼意思？抹上很好看，一洗就掉了。這當然是很不客氣的月旦了。余先生是男人，男人擦口紅．無論如何帶了妖氣。恐怕性變態的人才會這樣喬妝。如果有這意思，參照我讀《文化苦旅》的印象：口紅之說稍見刻薄了點。但我以為既然擦乾淨就算完，余先生似也不必怒髮衝冠憤氣干雲。

　　先說文革的事。「石一歌」我是讀了書才曉得，那原是「十一個」的諧音。余先生辯解說那是什麼無足輕重的「外圍」寫作組，確有遮掩避諱的嫌疑。現在五六十歲的人，誰人不知道「梁效」、「羅思鼎」、「石一歌」這些組織的性能作用呢？我那時在部隊，除了「兩報一刊」社論，他們的文章是指導政治學習的重要文獻，起「領會運動方向」的作用的。按照「總要先造輿論」的原則，那些人出動重大舉措，總要由他們先吶喊一陣子，弄得風雨滿天下，然後就是血腥。這樣的事誰會忘得掉？

　　今日事過境遷也時過境遷。冷靜理智地觀照這點歷史問題，雖然覺得《文化口紅》一書過於氣勢洶洶，我以為周冰心、余杰先生們不為無因而發，吃飽了撐得發慌而發難揭示。因為要研究余秋雨，無法迴避這歷史。歷史既不能改變，也無法隱藏，名作家是一個公眾人物，無所反省，公眾自有公評，這是自然之理。這點「口紅」應該洗擦。從另一面說，我以為這點「歷史問題」也實在不值得張致著大驚小怪，我猜暗室中余秋雨先生也許自家也太看重了，以至於羞慚內愧不能舉言。現在二三十歲的人，你怎麼和他講「文革」，他也難以找到當時的那種「感覺」。「六億神州盡瘋狂」的場景，想像不來。「一小撮」與「一大片」各自況味若何，更是茫然得可以。三四十歲的，也只是稍稍影綽一點罷了，真的是十年一場夢，自解其中味。人的趨高性，將來是的，現在是的，過去何嘗不是的？我不講別人，我在連隊，連有連的寫作組，營有營的，團有團的……各級各層各個部門組織都有。哪個寫作組的成員不巴望在大批判中「表現」一下呢？因此「石一歌」在當時不是個恥辱的名字，是個論書寫作人嚮往的地方。我甚至想，或許余先生今日的歷史知識，是昔日工作的積累呢！中國幾億人，只出了個別如張志新那樣的勇士。余先生為這點子創口塗口紅，竊以為不智。再看「現行」的，余先生的《告全國讀書者》，也看了看原文，我覺得兩造都太激切了。周冰心硬把余秋雨看成無知自大狂，文章裏把「讀者」代換成「人民」，生硬勉強，文詞帶了「霸氣」，得理不讓人，咄咄逼人。我調侃一句，余杰、余秋雨，一個真「搗蛋」，一個確實有「蛋」可搗。但始作俑者確是秋雨先生。把賣書、盜版、評論的事說得那等邪乎，確是重重地給自己抹了道口紅。

　　文革中的「問題」誰找不出一點？

　　盜版問題，像樣點的書都盜了。

　　何必那麼張致呢？

　　既是口紅而不是瘤子，洗掉拉倒。或者用餐巾紙擦掉算完。弄掉口紅，余秋雨就不難看了。

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十一月號

　　關於獎的一點想頭

　　吃不飽飯就獎農業；穿不好衣，物用不足便獎工業；錢不夠便獎能人，獎能「引進外資」的；治安不好便獎警察……

　　戰國先秦獎公戰，戒私鬥，於是秦人勇於公戰，怯於勃谿之爭。你為國家打仗，殺敵勇敢，打了勝仗，殺了外敵，就按你的功勞給你體面，給你實惠──爵位和俸祿；你打群架，爭風吃醋窩裏鬥，對不起，那就請你蹲班房，做苦力，甚或殺你的頭。這麼做，「全國人民」的精神氣兒不向內耗，全都衝著敵人來。雖然外頭蘇秦輩費煞心思瞎折騰，集五國之師叩關攻秦，倒被秦人打了個發昏。

　　這是我們在中國歷史上見到國家獎勵最明白最漂亮的一段史實。後邊的朝代似乎有點稀裏糊塗的了。當然，獎還是各代都有的，只是沒有作為整個國家大局的事來辦，而是按「需要」去胡弄。武則天女人當政，心裏不踏實，總疑心外頭人在盤算她，需要耳目，於是便獎勵告密，目的是排除異己，懲治貪官汙吏，那也還有點效應的，卻也冤殺了許多好人。朱元璋是懲重於獎，查出有貪汙的就拿來殺頭剝皮，可謂很有力度，不可謂不夠心狠手辣，但他一死就人亡政息，明中葉後期吏治愈來愈不可問。雍正鑑於農業的「需要」，種地種得好的可以給個九品官。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殊榮重獎的了，然而他一死，乾隆皇帝便取消了這制度。我猜乾隆未必是故意與父親鬧彆扭，很可能他以為他的農業問題已經解決，不「需要」這黃曆了。

　　這麼看，獎懲便成了階段性的事，成了局部的應急措施。吃不飽飯就獎農業；穿不好衣，物用不足便獎工業；錢不夠便獎能人，獎能「引進外資」的；治安不好便獎警察，懸賞舉報人；要打仗了，趕緊去獎楊家將。

　　我並不覺得上頭這些事做錯了，相反我以為做得小了，不夠大氣，或者時髦一點說是不夠「宏觀」。今日要做此事，就在此事上花錢，明日彼事出來，再去……哪個葫蘆漂上來緊著就去按哪個，對，我看就是按葫蘆，不是彈鋼琴。按葫蘆是沒有譜子的，彈鋼琴是心裏有數的，有譜。

　　就歷史上的這些事來關照，我看愈是做得明白公開，便愈是做得地道。愈是獎重懲明便愈是激勵人心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是件偷偷摸摸的事，貼了告示去幹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而且絕無反悔，才會有好的效果。

　　好的風氣，好的道德，勃興的事業，應該獎勵，對於阻礙這風氣、道德和事業的人事則要痛加撻伐。這個道理誰都知道，但實際做起來，卻常常是按「需要」來的。

　　順帶地我也說一點切實感受。近日聽說香港的中學生們給了我的《雍正皇帝》一個獎。我心裏便是大的喜歡，因為中學生們純真，絕不會裝模作樣故作高深地掩飾什麼，喜歡誰就是誰，再就是絕不會幾個人坐在沙發裏喝著什麼飲料嘰嘰噥噥──商量便給某人一個什麼獎；再者，他們也不會收受什麼意思意思的包。別人不給我獎，我自然無話可說，給了我，我就有了這個「想頭」──這是題外話了，以謝意回報香港的同學們。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八月號

　　致老師的一封信

　　我不明白，您為什麼那麼喜歡臨摹而不喜歡創造，愛「範性」而不愛「彈性」，愉心溫柔的燈光而討厭野性的爝火。

老師：

　　您好！

　　自六歲起我就從家裏走近您的身邊，離開您的時候我已是青年，其間總有幾十位老師為我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。現在，我是寫了幾百萬字的「作家」了，你們那一雙雙焦灼、期待、喜悅，有時有點憎惡的目光，還總在我的腦海裏閃過。

　　但我這封信不想說一些你們已經聽膩了的恭維話。相反的，我是想……怎麼說呢？嚴酷一點，是要刺一下您。您的血和我的血都是一樣的顏色，我想證明這一點。假若因為我駕馭語言的能力而使您覺得我對您的感情有所傷害，那絕非我的本意，「國有諍臣不亡其國，家有諍子不敗其家」，我相信有「諍生」然後才能師道昌明。

　　您總是蹙額沉思，總是執鞭躊躇。黑板前的他或她，都是那樣的文質彬彬，或瀟灑步於課堂，或頻頻垂教於課桌，時而傲然掃視著教室裏的一切。是的，您是這裏的皇帝，其實在學生心目中，您的話比詔書還要具有權威性。我知道，您的清苦使您覺得自己是世上最乾淨的人。您的知識又常使您覺得您是富有的，而您在點燃自己時是否有恩賜別人光明的驕傲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我自入學到離校，始終都覺得是在仰視您。在小學，如同僧侶注目佛院；在中學，又似基督面對上帝。但在寫這封信時，暫時平視一下，像正常朋友那樣，可否？

　　「作家」這個詞兒聽來蠻氣派。也許正為此，我的許多同窗現在見面，都說我「當年」怎麼刻苦、怎麼肯讀書。您為什麼不言語？因為您知道，我曾是您心中的廢物，您用盡了文明人的刻薄話來傷害我，那時您總是諄諄復懇懇地教誨，讀書上學即是最幸福的事，但是，我卻認為上學乃人生一大難受。誠實地說，在以後的歲月裏，我挖過煤，蓋過房，修過河堤，打過坑道，從軍十年，「夏練三伏，冬練三九」……也算嘗過人世艱辛的。但「上學苦」這點想頭卻從未動搖過。過去人們說「十年寒窗」，既然「寒」，大約就是不暖和的意思吧！我不知道您為什麼偏要把虛假的「快樂」感硬塞給學生？

　　逃學才快樂。

　　逃學真妙不可言，算是人生一大幸福！我居然想，一個人要乖乖地從小學升到大學，直至畢業，居然不曾有過翹課史，那簡直可以說是無可挽回的遺憾與悲哀──早晨吃飽了飯，背起書包堂而皇之地去「上學」。行至中途，你像兔子一樣隱到一個旮旯裏，待同學們都不見了，走出來，到賣花生的老頭兒那兒花一百元（舊幣，相當於現在一分錢），買一把炒得發黑的花生；你站在溢著香氣的肉鋪門口發一會兒呆，和「逃友」打雪仗，到土坡上摘酸棗，進廟裏偷老和尚的梨……痛痛快快地吃，鑽天入地地玩。待到那傳得很遠、悠揚而又沉重的放學鐘響，悵悵地背起書包，隨眾入俗放學「還家」了──想想吧，一個混沌未鑿的頑童，天不拘兮地不束，獨往而獨來，想吃桑葚便爬樹，去溪邊摘野草莓，到塘裏摸螃蟹，捉金牛兒一一用線縛起，讓它們嗡嗡叫著繞著腦袋飛，或者撒尿澆出屎殼螂用火燒了吃……那緊張、興奮、快樂的忘乎所以和懼怕暴露的愚蠢的天真、率性的淋漓酣暢都交織在一顆並不邪惡的童心裏，僅此足夠已過中年的人回味無窮了。

　　但您壓迫這快樂。唉……您不喜歡的就是壞的！

　　您喜歡聰明的神童，恭順而溫良，好學且「懂事」，即使是天真，也有您的規範與雷池，必須是「文明」的天真。老師，我真難討您的歡心。現在我們文明富有，連兒童的遊戲都毫無陽剛之氣，充滿了女人味。丟手帕、跳皮筋、擊鼓傳花、詩朗誦、彈琴、跳集體舞……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──唱！於是一幫蝴蝶樣的小天使，在伊甸園般的校園，在鮮花叢中唱出了極為合乎語法、卻永遠無法讓人記住的那些作家創作出來的「兒歌」。而您，站在一邊便欣慰了。但那種孩子王一聲令下，野馬一樣追逐、翻滾著、打鬥著「消滅白匪」、「捉特務」的場面您見過嗎？這種培育陽剛之氣的文明，能有幾個老師垂青賜愛地給予過孩子呢？

　　還有，您喜歡打小報告的學生麼？我的老師裏很有幾個愛來這一手，用一批學生監督另一批，用「聽話的」好學生壓制「調皮的」。從小就讓他們灌注了高人一等的心思，「明白」依附於威權的人，可以擺弄和欺負另一些人的意識。我始終弄不明白，這些連天真兒童都覺得厭惡的行為，您怎麼就樂此不疲地經營？

　　老師，我半點也不懷疑您的用心，知道您耗盡心血地想教好學生。但我不明白，您為什麼那麼喜歡臨摹而不喜歡創造，愛「範性」而不愛「彈性」，愉心溫柔的燈光而討厭野性的爝火。您對好壞的標準就是聽話與否和分數的高低，不太枯燥了點？您能不能更豁達、清新、寬容一點呢？

　　　敬頌

教祺

　　　　永遠是您忠實的學生　二月河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九月號

　　字的緣

　　無論寫字，還是賞字玩字，我的心理感應是「緣份」；無論大人物小人物，成名的或未成名的，構成了心靈溝通，文、字就成了高尚品味。

　　我沒有書法概念，也從不練字，因此小時候沒少捱師長的斥罵。建國伊始，我住的小縣城裏，學生使用鋼筆寫作業已漸成規矩，至窮的學生也要買一枝五百元（舊幣，相當於五分錢）的蘸水筆，再花二百元買一包顏料配一小瓶藍墨水。那時我用的是一枝「自來水」。倘使我那時知道毛筆字可以「尺幅」論價，硬筆書法也能賣錢，不單養家餬口且可光宗耀祖，也許會去拚命學習做個書法家。我的朋友郭國旺是個書法家，有次笑歎：「我要有你的文筆，你若有我的字，咱們倆都『蓋了帽』了。」

　　可惜小時候太無知。我的急躁與粗心害我未能書法出息，別說「通幽」，簡直是亂戳一氣，燒鍋用的亂柴，是通柴了。好像有一陣子，忽然欣羨老師表彰某某同學的「字好」，發狠練過一陣子。但毛筆始終沒有聽過「侍候」，一弄一團烏雲，再弄一片荒草，練鋼筆字弄得兩手似藍靛鍋中洗過，是一雙「藍手」，書本作業本上面到處是「愁雲慘淡」。然而，毛筆字固然沒有稍成氣候，鋼筆字依舊一塌糊塗。

　　荒唐日月中混跡塵寰，就這樣過去了幾十年，我從另外的蹊徑出了名，不料登門求字者也絡繹不絕。有一次著名的全國書展，我也居然堂而皇之忝居其列！我終歸佔了膽氣壯的便宜，謙虛一番──確切地說是推讓一番──也就潑墨胡畫一通。當然，最後落款常是「劣字二月河」，我的自我感覺是挺適意舒坦的，因為寫的當間，求字的人往往嘖嘖羨歎，得了字又心滿意足抱幅而去。明知是假，偏偏聽了高興。其實我心中有時暗笑，逢場作戲也蠻有趣的。由此便知道，我畢竟不是政治家的料，倘若政治家這已是要壞大事的。我的朋友田永清將軍專門收集「聞雞起舞」四個字，也請我寫了予他，他說「你的文章我佩服，你的字實在不敢恭維」。我聽了哈哈大笑，這實在是真話。

　　幾年前偶爾有所感，寫了一首《自畫像詩》：

　　　羅衣載酒五花馬，

　　　一度芳草一春花。

　　　天津橋頭醉方醒，

　　　煉獄毒火斷金枷。

　　　驚己才折章臺柳，

　　　落魄碎揉揚州花。

　　　畸零惟餘劫後矣，

　　　青燈孤憤賒萬家。

　　給郭國旺看過，他竟大發筆狂，豪氣揮灑一陣給我。我不會書法，見此行雲流水、落花繽紛也自動魄，掛在堂中玩賞多時。再早些年遭際困頓，我的恩師馮其庸先生寄句來說「濁浪排天君莫怕，老夫見慣海潮生」──是他的自況，陪我過了許多艱難日月。還有一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，錄了一首眉批紅樓的詩「無才可去補蒼天，枉入紅塵若許年」──極少見的硬筆書法，也很覺對脾，現在還掛著。所以無論寫字，還是賞字玩字，我的心理感應是「緣份」；無論大人物小人物，成名的或未成名的，構成了心靈溝通，文、字就成了高尚品味。

　　但錢也是「緣份」，做文章要稿費，寫字要「潤筆」，是自然之理，但似乎事事按規矩來，六親俱不認，只問阿堵物，也有失自然。不知鄭板橋當年給知交寫字，是否也用石子量一量，劃價交易？──我猜他或迫於生計，或畏於應酬，於不相干者收取潤銀是有的，但不相信他像葛朗台那般每天數錢。現在報刊多有說我是百萬、千萬富翁，居家有小秘，出門有保鑣，那是闊得很了，但年青人來求我寫個書序，窮朋友來索兩本書，都仰著臉伸手，那不是得了錢癆了麼？

　　所以我也決計要練一練了。我知道我決計成不了什麼書法家，寫得好又有緣份，那就贈與朋友共賞；寫得不好，孤芳自賞，掛起來偷著樂，不亦樂乎？就像《快嘴李翠蓮》渾家自話：「修不得成佛，修個小菩薩也罷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二年一月號

　　寫稿的思索

　　早年寫《康熙大帝》，不知投稿門路，稀裡糊塗寫，稀裡糊塗投了出去，真有點盲人騎瞎馬的味道。結果當然是一個悶頭釘子再一個悶頭釘子。

　　記得早年寫《康熙大帝》，最初的體裁是一部電視劇本《匣劍帷燈》。那時傻乎乎的，既不知投稿門路，又對自家寫作水準懵然，稀裡糊塗寫，稀裡糊塗亂投了出去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世上無不進考場的舉人；自家不作表現，永世別想得到社會承認。這真有點盲人騎瞎馬的味道。那結果，今日視之，當然是一個悶頭釘子再一個悶頭釘子。這部劇本投過《萌芽》，我的心理作用在作怪罷？顧名思義，以為這本雜誌必定為初寫作者開有一線之明之門縫，結果還是編輯從檯曆上撕下一張紙回信說「手法陳舊」，缺乏了新意。恍然間明白了，這萌芽不是那《萌芽》，手法是樹根不是萌芽，便不可用。後來又投《奔流》，一想當不成萌芽，那就隨水東逝吧！又接到回信，紙張有進步，是正正規規的信箋，上寫「尊稿有一定的文學性」，但「本雜誌不刊登電影劇本」。稿子又吃了「文炮子兒」，一扳槍斃死齊根了。這又使我明白，奔流東去之水浩蕩，內中不含我這一滴。於是又投一家電影廠，編輯們用紅筆在我的文稿上東塗西畫一番，又退了回來，說是「清宮戲戲裝設備缺乏，本廠沒有力量投拍」。這就是說，我是清宮戲的始作俑者，只好良作遺憾。

　　「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」。想到這句話，原本是灰了念頭的，轉念之間又胡思亂想：既然我的稿子不行，你為何在卷面上胡勾亂畫，又加批語？再者明擺著的，前頭有《鴉片戰爭》的戲，其餘清裝戲也不少，這是大睜眼說瞎話──大概是深情厚貌──也就是有點「貓膩」的罷？

　　這麼著不懷好意的揣測，到今天也不知是正確抑或是錯誤，反正當時是決心下帷再練，「焚稿斷癡情」改弦更張寫了小說。出了書，繼而又出電視劇。晦運劫過，人說是「走出低谷」，這「俑」作得紫黯了。毀譽對我全都不敢承受。

　　沒有當過編輯，難得了然這一席位的心理，然而「作者」是當過了的。後來作者當得大了、牛了，這心理也就大而牛。在寫小說之前還弄過一點新聞通訊小故事之類，我也「熊市」過幾年，自家心自家明白，甚的味道呢？

　　作者見編輯，有點舊時童養媳見婆子的心理，又有點入場舉子見座師的樣兒；作者見單位上司、同事有點「隱私不可告人」的心；作者見朋友，則一邊吹牛「我的ＸＸ稿子，就要見報了」，同時還要「那個」一下，「最近實在忙，約稿也沒時間寫……唉，寫稿子真不是人幹的」。心理之複雜，難以言表。心裏常常罵：「媽的！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，真是顛撲不破！」

　　這都是「計劃經濟」年代的事，編輯們作者們都吃的商品糧，拿鐵工資。現今又是一番局面，不少新作者帶著稿子來見，要聽「二先生指教」。我雖無時間一一拜讀，卻總有一番忠告：一、稿子寫得好，東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，雜誌這麼多，總有人用的；二、稿子讀者少，賣不出去，你就算是編輯的親爹也不成。

　　也算是今日的金科玉律吧！

　　但純文學的出路呢？純文學賣不出價，是不是我們只要下里巴人，不要陽春白雪了？雜誌都在爭飯吃，不再以「扶植初學寫作者」為己任，初學寫作者怎麼辦呢？一步登天寫高級文章麼？怎麼提高文學品位，擺脫我們雜誌說胡話、說混帳話、說別字、譁眾取寵、言不及義的格局呢？

　　懇請社會學家您來說說看。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二年四月號

　　「官通匪」：危險的徵象

　　官員介入黑社會，或者官員自己就是「黑幫」，赤膊上陣殺人越貨。這樣的事，出現在和平時期，出現在「管理層」裏，想一想都會不寒而慄。

　　凶殺風已經瀰漫官場，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現象。我印象中最初的案例是河南省某市的一位政法委書記僱兇殺人，殺的是他下頭一位「刺頭」幹部。這已經令人瞠目了，後來報刊披露的情形愈來愈多，愈演愈烈。有同級官員情感意見相左的；有下級司官殺主官，以掃清晉升階梯的；上級殺下級，下級殺上級，同級殺同級，政法官員殺非政法官員，非政法官員謀殺政法官員……殺得五花八門，殺得叫人眼花撩亂。這樣的「禮崩樂壞」，孔夫子見了，恐怕也要「舌翹然而不下」的。

　　正看得昏頭昏腦不知所以，忽見又有報導：黑龍江一位檢察官蔣英庫，本人就是一幫「黑手黨」的老大，一邊當檢察官，一邊組織殺人，共殘殺二十一人，屍體一律肢解焚燒。他的結局不足為奇，是和四個「哥們」同時吃槍子兒。令人詫異的是，這一號人物是怎麼混進去當了檢察官的？

　　這樣的「人文景觀」，出現在和平時期，出現在「管理層」裏，想一想都會不寒而慄。以暴力處置文官政府中的矛盾，也是亙古奇創。

　　和平時期應該是個什麼樣兒？

　　官們愛錢，出來成克杰、胡長青們索賄受賄，不稀罕。唐宋元明清，出來些子貪官，折騰折騰又折騰，折騰得「國家政府」這棵大樹空了，倒了，算完拉倒。天下板蕩時武官們又怕死，一個又一個與原來的主人「拜拜」──就是人說的「大廈將傾，獨木難支」，其實它原本也就沒有過想「支」的意思，倒是「棄暗投明」，主動撤出這木的居多。所以岳武穆曾說「（幾時）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怕死，天下太平」。還有，諸如球場裁判吹吹黑哨；汽車碰死人，碰死白碰；商店裏賣點假貨；弄點「法輪功」之類的玄虛；評獎給評委送個紅包什麼的……那都是盛世之疣，雖在肘腋之間，也不過是疥癬之疾就是了。

　　官員們介入黑社會，或者官員們自己就是「黑幫」，赤膊上陣殺人越貨，這類事歷史上有沒有呢？有的。但那大都發生在亂世，發生在奪取中央機樞政爭之中，或特大家族的承繼權力爭鬥裏，也有這回事。中國西晉時、五胡十六國期間，五代十國那些年頭，官場裏燭光斧影經常閃爍。孔子家族也發生過「真孔假孔」的事，也是殺人謀位，最顯眼的是清嘉慶年間一個下屬殺了上司，是為了追補虧空引發而來，嘉慶是將其剜心致祭，凌遲處死了的，這件事我還把它移植進了我的乾隆皇帝裏頭。

　　「官通匪」是歷史現象，但不是現在這個「官同匪」的案例樣兒。「要做官，殺人放火去招安」不假，但「招安之後」也就安生了，不再胡亂殺人了。再如《隋唐演義》裏的秦瓊，分明就是那時的一個「公安局長」，卻和瓦崗兄弟相善，但那時是天下大亂的哇，他也沒有去殺他的同行。

　　現在我們出的這種事，真的在歷史上「書無稱載」，真的太可怕了。觀察一下，蔣英庫這王八蛋，他一個電話約了「朋友」去，這朋友就此失蹤了：喝酒──吃迷藥──殺──解肢焚燒，一連十八年！連同那些僱兇殺人的官，官員栽進殺人的「刑名」案子屢書不絕，這是惡極了的社會徵候。這當然是「腐敗」所引發的，但它所代表的「層次」卻與「亂世」相匹。偌大的中國、偌大的社會，這樣的人事當然還是「個別」的，然而它的「借鑑」意味卻是十分嚴重的。

　　我們總在嘲笑「封建社會」如何怎樣。據我有限的歷史知識，唐貞觀年間，最好的時候，每年全國處決死囚犯人不過百人。我們這上頭怎樣？我們期望著有一個好的治安（情勢不同，我不作類比），但官員的自己的「治安」都這麼著，真令人憂慮。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二年二月號

　　撞了永遠不能「白撞」

　　瀋陽、上海訂立新的交通法規：在道兒上，倘使司機遵紀而行人違規，行人要負全責，這叫「撞了白撞」。

　　瀋陽、上海首先發難，訂立新的交通法規。他們似乎有點想像個「國際都市」的樣兒，擺這個譜兒。就這麼著──在道兒上，倘使司機遵紀而行人違規，行人要負全責。這兩個城市我都是去過的，印象都極佳。但這規定出來，我透過這「現代」管理藝術，卻看出了它們無情的一面：汽車≧人，是為之此地的走路通則與須知。我有點惴惴的，進這個城可得小心。倘不小心踏錯了地兒，你就興許進入「死亡區」，踏上鬼門關。

　　不管法規形成文件時為了邏輯的緣故，為了涵蓋嚴密的緣故，說了許多很微妙的「彎彎繞」的措詞來布達意圖，百姓們還是一眼看穿了它的真髓，一語破的直截到位，叫「撞了白撞」。

　　表面看去，這法規公正得明白無誤：你走道的得小心，走人行道、走天橋、過斑馬線、看紅綠燈，別越過交通法規的雷池；汽車嘛，你走你的車道，也不可亂開一氣，撞到不讓撞的物事也是不能容許的──大路朝天，各走一邊，怎的還會有交通事故發生？

　　這從汽車的角度看，真的是天衣無縫般完美的了。我自家沒有車，尚不能充分體會到有車族的心理受用程度，但在坐出租車時，不止一次見到行人違規、犯毛病，或橫穿馬路，或擋道不行，或突然改換行道方向弄得司機措手不及，或大搖大擺遊在車前，任你叫破喇叭堅不讓道，或出現極意外情形，「嗖」地從小巷裏騎自行車竄出來，弄得汽車一個急剎車，搞得人仰馬翻，司機開窗怒喝，「你他媽活夠了？！」肇事者自然也是一驚，或回頭罵還一句，或嘻皮笑臉揚長而去，驚定再走，司機狠歹歹地再補罵一句：「操媽的！真該有人管管，這樣兒的撞死活該！」

　　「撞死活該」與「撞了白撞」是一個意思，有些事，也真是令人痛恨。這也是吾國如今素質使然。譬如夫妻吵架，可能現今已有了進步，過去老婆子叫撞天屈，開口便是「天殺的！你……」鄰居口舌，惱起來一聲「老子拍死你」。老子罵兒子：「你媽的，考這個分兒，老子揍死你！」情急時，什麼話不出口？然而真正「兌現」出來，恐怕無論什麼時代的官府也不會允你殺了白殺，揍死白揍的罷？武漢一位老教授、天津一位七旬老人不曉得厲害，膽敢「以身試法」，結果便真的撞了白撞，死了白死。

　　最高司法當局對這一新生事物有評，認定人的生命權要遠高於交通權力。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了。但也見到另外的說法。有人以為「撞了白撞」只是「提法不妥」，應該叫「以責論罰」。有人覺得我們應該「更新觀念」：走道兒應該小心點，車輛管嚴點，道路弄好一點。還有的是學者，說人與車在道路上的權利是平等的──從理論上說明這些地方性法規制訂的合理性。我這個人有時心理陰暗，犯這病時常從小人之心來度大人之腹，左瞧右瞧他們，總覺得有點「胸中不正，眸子眊焉」的樣兒。

　　「以責論罰」是和老百姓打官腔：我的車撞了你的身，不錯，你吃了虧，可是我沒有違反交通規則，你卻違犯了，因此我沒有責任，你死了該你自己負責，學者自然是有學問的人，既然權利平等，自然誰違規誰負責──他好像還說這是和外國「接軌」的意思。不知哪個國家有此文明法規？這先生沒有舉出實例，但車和人「平等」這說法兒恐怕有點荒謬。謂予不信，請他先生徒步（不妨穿上防彈衣），到馬路上試試那個法軌，肉身真的和汽車來一下，看看平等不平等。

　　誰能想出如此妙的地方法規呢？

　　首先是有車族。有一小部分是出租車司機罷，大部分是貴人和有錢闊主兒。這等於是說一旦無車族闖進他的禁區，換而言之是在鬧市街衢上人為界定出一條專為有車人使用的「專線」來享用，行路平民一旦觸禁「格殺勿論」（事實上已經有人被「格殺勿論」了）。

　　再就是汽車商。他們肯定對這法軌也是舉雙手贊同的。因為能買車而還在猶豫的人，一想到這大的好處，也許便不再遲疑，趕緊掏腰包去給他融資了。

　　還有警察，也必是高興這法軌出台。因為這可以增加他們的管理力度。有些地段，甚至可以不派警察，只要栽一塊牌子，上頭寫「此處不許非機動車輛通行」、「行人一律從此過路」諸如此類的東西便可以了。你通行了，你不從此過路，那省事得很，撞了白撞，自己負責。

　　在吾國國民負責尚待提高，交通設施有待完善，管理體制尚須加強的情形下，訂出這樣的法規，我不免為一些老人、殘疾人、病弱人、色盲人和兒童捏一把汗。在大多數人還「無車」，而今現在眼目下還無望買車的人，他的安全由誰來著想？制訂這個法規的人，肯定是食有魚出有車的，你自己當然不必擔這個心，但你總還有沒有車的親人吧？真格的是不生孩子不曉得肚子痛。

　　人命關天，永遠是任何文明國家的法度最高原則，我還沒有聽說過車命關天的話頭。現在的混賬事兒愈來愈繁複的了。大吃大喝是吃了白吃，不吃白不吃，白吃誰不吃？貪官們也有話，拿了白拿，不拿白不拿，白拿誰不拿？如今又該加一句，撞了白撞，不撞白不撞，白撞誰不撞？

　　坐在汽車裏制訂這規矩的先生們，我想你們也是長著一個人頭，裏頭應該是腦汁子而不是尿或水，是用來想事情的罷。

　　據《大河報》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日《人與法》載，上海巿的交通事故因此減少百分之五十。正令人高興拍手，又見消息有百分之五十的交通事故是「撞了白撞」。哈！

　　寫到這稿子結束，見《大河報》刊出一幀照片，幾個無知的小學生傻乎乎地正在翻越鐵柵路障，汽車在向他們駛去。這情景誰見了也會心中一涼寒毛乍起的。這樣嚇人的事，我願不要發生在我所愛的這些城市。

　　由此法規的野蠻性，由此也就有點傻想頭：天津、上海、武漢、鄭州這些巿的人民代表應該為低層的小民百姓多想想。如果沒有拿什麼人送的什麼「包」，就該為自家的無知而慚愧，該為這丟人事臉紅。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二月號

　　人命至重

　　美國最講自由，但在對日、對朝、對越戰爭中，士兵都隨身帶著上級發給的投降書，可見一切權力都建基於生命權之上。

　　前不久寫了篇短稿子，談一些城市設立非文明法規，汽車撞了違規行人「撞了白撞」。不久前又見中央電視台專題討論此事，有事、有證、有形影、有理據，比我說得還明白；你那個法規有違天理，褻瀆人情，不合國法。然而並沒有見到上海、瀋陽、鄭州、武漢等市袞袞諸公有所回應，更遑論有所更張。

　　「人命至重」是個古老的命題。倘若非戰爭、非瘟疫、非人類不可抗拒之災害，在理性社會裏，沒有哪個國家不把生存權擺在其他權利之上的，是為近乎公理的常識。俄國在世界上樹敵如林，但庫爾斯克慘劇發生後，無論敵人、朋友，世界上所有關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，因為這不是戰爭，不應對此漠然，畢竟人命關天。

　　關「天」。還有比天大的事嗎？沒有。什麼是「天」呢？我以為就是理性社會的人心。在世界歷史區域中，分列著許多民族對生命價值的不同理解。不同的文化理念區域，對生命的認識有著很大的異化。就中國而言，似乎有史以來就倡導著「輕生重義」。一方面是講仁恕，也就是統治階層對治下實際上的生存保障義務，使民眾對社會的安全感產生信賴；另一方面作為教化，則講究「士」與公民為了「禮」與「理」的獻身精神，也就是所謂「捨生取義」、「殺身成仁」了。這種精神，在基督、穆罕默德與釋迦牟尼分別創立的教義裏都有那麼一點點，但在他們那種宗教裏實際上是說，只有最高級的聖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釘十字架、肉身飼鷹這樣悲壯的舉動，平常人倒是無須的：你老實做個好人，行善就行。只有我們中國與眾不同，千年萬年都講皇帝「最高」，他可以「垂拱而治」、「無為而治」，犧性精神只是講給大家聽的，他自己是半點風險也不必擔著的，老百姓們看好了ＸＸ皇帝微服私訪──其實心理很簡單：皇帝老子，你享著福，抽空兒也來瞧瞧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呀！哪怕你帶著什麼格格、力士，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幫，再帶上你的情婦（或者在途中臨時傍一個也成）也好，只要肯來，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。但這樣的事在歷史上其實極少，乾隆皇帝、康熙皇帝似乎玩過，像電視劇裏那般玩法卻是沒有的。

　　所以捨身取義只是孟子他老人家先生的說教，不適用於君，只適用於臣和民。打開歷史去看，我們能見到很多循吏，只知傻乎乎地「工作」，做了高官還窮得掉在地上噹啷響。能見到多如牛毛的烈臣、義民的傳記，殺頭、剝皮都不在乎，可他們維護的綱紀代表，卻是一個混蛋透頂的無聊皇帝。當然，在他們自身卻不是這樣的認識，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一種崇高的秩序、理想而獻身。文天祥認為他的浩然正氣，比生命的價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別的類比，「是氣所磅礡，凜冽萬古存；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」（〈正氣歌〉），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──我們從這一頭來衡量，誰還有勇氣對他們說三道四？

　　近代不同了。沒有了君權，沒有了三綱五常，沒有了仁義禮智信──或者說約束力減弱了許多了罷，民主了，有了法治與人身自由，中國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？不料又有西方人出來作詩，告訴我們「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；若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拋。」高尚自然是高尚的，陽春白雪美麗得刺眼，就這四句詩，能真正做到的極為寥寥。

　　眾所周知，美國是最講自由的，它那個領域就叫「自由世界」。但對日作戰、對朝戰爭、對越戰爭，士兵口袋裏都裝著上級發給的投降書，十六國文字──明白是說：你去給我打，為自由而戰；打不過，瞧著小命危險，你就趕緊投降。可見「自由世界」的戰士並不以自由為最高原則，而是「若為生命故，自由也可拋」。這是可想而知的事，一切權力都棚架在生命權上，沒有生命，談不上自由，也談不成戀愛。

　　西方人這麼做有他的文化背景，他就是那麼一種價值觀。就我對此問題的思索，要我們中國人依樣畫葫蘆，怕是永遠也做不來的。事關國家、民族的尊嚴，事關民眾的生命安全，假使當「縮頭烏龜」，當逃兵、叛徒，那這個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就要出大問題，因為我們的民族太需要奮不顧身起而奮鬥的猛士了，這樣的人不是多，而是太少太少了。

　　但我也不贊同許多媒體倍加稱讚的「赤手對兵刃」、「勇鬥歹徒」之類的事體。我曾和女兒談過，我問：「假若遇到惡人，槍、刀子逼著你，你怎麼辦？」她說：「跟他打！」我說：「好孩子，這是要分情形的。如果是戰場，或者他是要你的命，死活只是一拼。這很簡單，拼不拼都是死，拼是出路。如果只是要你的錢財，你就給他掏，這是花錢買平安。當然，如果對手弱，不在你的話下，或者你有後援，那另當別論。總之是不到萬不得已，絕不拼命。」

　　這話在媒體上早已「批駁」過了，意思是說現在社會治安不好，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事人不能「勇於鬥爭」，助長了逞兇歹徒的氣焰。但這種批駁不能讓人心服，「空手奪白刃」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，氣焰要靠警察去殺滅，那就是他的工作，憑什麼要手無寸鐵的人和武裝到牙齒的兇徒作無謂的性命相搏？毛澤東一代偉人，他在三灣改編時期，曾窮蹙落入敵手。他似乎是這樣脫身的：掏出身上僅有的銀元賄賂押送士兵，然後夭夭而走。據克里姆林宮衛隊隊長的一篇回憶文章道，列寧在散步時也曾遇險，被一個歹徒威逼搶劫，列寧也掏出了錢財，買得平安而去。試想，他們如果硬拼，對俄國和中國的歷史進程會有怎樣的影響？列寧事後說，「只有傻瓜才會在要錢還是要命的關頭作抉擇」，是為至理名言。我們看到許多貴人高官，出入警蹕森嚴，警察保安衛護，可見他們也懂這道理。只不明白他們為何在大會小會上冠冕堂皇，表彰鼓勵平常百姓「勇鬥歹徒」。所以我以為「見義勇為」是可貴的，但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。美國在試驗第一次核爆時發生故障，兩塊極板漸漸接近，眼看就要碰撞發生震驚世界的慘劇，一位科學家奮不顧身撲上去用手將極板分開，他自己因受輻射過度患病身亡。這種「雙手掰開原子彈」的壯舉，才堪稱是真正的義行。

　　我們一直唱這個調子：要英勇奮鬥，全社會動員（即全民動員），提倡見義勇為，為治安的根本好轉而努力。實際上，首先要硬起來的不是弱小個體的平民，而是腰間有銅、手有利器、身有權柄的國家機器。個人的英雄風釆固當提倡，如果依賴於此，那就是捨本逐末。

　　寫到收束，又見極端。一家銀行儲蓄處遭匪搶劫，工作人員因未能「奮起」反抗，保護國家財產，事後被開除工作。雙方訴諸公庭，工作人員把銀行給告了，理由是銀行未提供報警設施，也沒有工作人員可供逃避的貓耳洞，銀行也沒有和職員訂立「與錢財共存亡」的生死合約，憑什麼不當英雄即是狗熊？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四月號

　　穿利索點，賽跑的

　　「一退六二五」是什麼意思？一斤為什麼是十六兩？我們慣用的東西，為什麼要改？

　　現在的年輕人能知道「一退六二五」這話語的，可說是極少。也有些地方的人還用它，比如說，「這事本來是他弄出來的。現在碰了釘子，我去找他，你猜怎麼著──一退六二五」，成了不負責任的意思。

　　這實際上已不是它的原意，它原來是一句珠算除法的口訣。買一塊錢一斤的肉，如果你只要一兩，是多少錢？老闆就會操起算盤，一陣撥拉，極乾脆地告訴你：「一退六二五，該是六分二厘五，四捨五入，你給六分錢得了！」簡而言之，一斤是十六兩。

　　「一斤為什麼是十六兩」，時而有人問我。他們以為我很博學，但實際上我長期也懵懂著。後來不知見了一個什麼資料，才曉得其中原委。原來秦以前，一斤是十三兩，是根據星相來確定秤上的「星」來著，買賣計量，事關人的生死大計。天上的北斗主死，南斗主生，北斗七星，南斗六星，所以一斤就是十三兩！這個除法難不難？一斤肉一塊錢，問一兩該給幾多？賣肉的準要翻起眼來想半天！大約太「那個」了，後來的人又給一斤添了三兩，然而，也還是有個「天人合一」的道理在裏頭，加的是福祿壽三星。賣東西的，你少給一兩折你的福，少給二兩折你的祿，少給三兩？折你的壽！

　　因此，一斤等於十六兩，我們用了兩千多年。

　　再比如一個方向問題。東西南北，十分簡明的事。一旦到了我們這些學問家手裏，立刻變得神祕起來。東方的圖騰是青龍，而西方的則是白虎，南方是朱雀，北方則是玄武（清朝稱元武，是為了避康熙皇帝的諱，因為他叫玄燁）。東方代表春，吹過來的風也有名堂，叫和風；西方代表秋，秋風不叫秋風，叫金風；南方化表夏，南風則叫熏風；北方呢？是冬，風則是朔風。東代表木，西是金，南是火，北是水，東是青，南是紅，北是皂（黑），西是白。東方的青龍寓意和平、吉祥，西方的白虎則寓刀兵戰爭、肅殺，南方的朱雀是興旺與發展，北頭的玄武寓著銷蝕、死亡……。香港人不妨翻開你們的日曆看看，撲面而來的就是這些「風」。今日不許動土，明日不可婚嫁，不宜出行，不宜搬家什麼的，都是從這裏「根據」出來，哄得人一楞一楞，嚇得人一怔一怔。走一步摸摸身上，看掉了什麼沒有。

　　這當然不是儒家的東西。但儒家就不麻煩麼？它從「惻隱之心」起始，進而衍化出一大套，出來的是仁、恕、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。「忠孝節義」、「仁義禮智信」……諸如此類的學問，全都是處理「人際關係」的。但凡涉及自然科學的，幾乎是一概摒棄。這些道理也還明白，去蕪存菁起來，還是有用的，但說到「天人」之理、「格致」功夫，立刻的，就變得玄而又玄，叫人找不到北。某年月日某時，天上出了彗星，某時某刻某地地震，甚而至於，某地一個喜歡時髦的女孩子穿了件異樣的衣服，什麼地方出現奇怪的天候氣象，母雞打鳴兒……統都不作學術的研究，而且往「人事」上硬扯。出了壞事，皇帝作個自我檢討，下個「罪己詔」「大赦天下」；出了好事，則慶祝一番，倒也熱熱鬧鬧的，其實跟他屁不相干。

　　這些物件裏頭，自然有些是財富和寶藏，但是，也確有大量垃圾，令人迷惑的麻煩，背起來十分沉重的包袱。魯迅先生的「拿來主義」是不錯的。但若我們肩上揹著一堆東西，懷裏抱著一堆玩藝，身後還拉著一大車陳貨，捨不得一點丟了去。即便這世界上遍地是黃金，騰得出手「拿來」麼？

　　然而「扔掉」談何容易。我們的文化積習是「愈多愈好」，既有了的怎肯隨便扔？「十六兩」改為十兩時，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對我說：「這又何必！我們都用慣了。外國的『一打』不是十二嗎？，一磅一普特又是多少？人家能用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？這要弄出事來的。」我問他會出什麼事，他答：「就如中藥方子，祖祖輩輩都用十六兩秤。一下子變了，麻黃積石這類虎狼藥原來用三錢，現在一不小心就用了五錢，出人命不出？」他說的也很有道理。一下子不習慣不小心，確實可能出點問題。怕出問題便不改，我們只好仍用「十六兩」，仍舊「一退六二五」。但改了十兩制這許多年，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，我們除了「便利」，沒有什麼其他感覺。當然，我的意思絕非學秦始皇，將所有典籍一火焚之；清代的康雍乾興文字獄，好書歹書也燒了一大批；「文化大革命」也燒得一塌糊塗。八國聯軍這些「文明人」進北京，把《永樂大典》扔出來填車轍，野蠻得匪夷所思。我的意思是應該學學趙武靈王胡服騎射，把長袍大褂礙手礙腳的物件去掉，利利索索地參加世界長跑競賽。我們的古董陳貨留給少數專家和有興趣的人去

　　細緻研究。少數人不幸已經知道陷入了這些「知識」，願意去研究它，那是他們的事。作為整個國民，似乎大可不必去理會。我們的傳統國粹，美的好的，有益於心靈健康的，要留下。沒用處的，真的要捨得放下，扔掉。道理簡單到不能再簡單。和人家賽跑落在後頭，還拖著一大堆雜貨，怎麼行？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七月號

　　歲尾餘話

　　現在流行徹頭徹尾的「拿來主義」，什麼都和外頭「接軌」。只要「是個東西」，就毫不猶豫地拿來。其實，學人家，趕人家，心思也要放清明點兒。

　　我們如今什麼都在和外頭「接軌」。科技上的度量衡不知底蘊如何？但我們常用的「公里」已變成「千米」，「公斤」變成「千克」，「公尺」也廢棄了的罷，叫「米」。公寸公分也都以此類推改了去。道理是什麼？似乎沒人問過，小民百姓似乎不大在意，仍舊頑固地使用老祖宗留下的老尺度。倘使買一個蘿蔔，掂一掂，說：「我買蘿蔔。」賣菜的老太太問：「您買幾斤？」回說：「我買一千克吧！」老太太準眨巴著眼瞅你半日，懷疑你有毛病。然而中國到底是個順民的國度，同化別國的能力早為世界公認，順化的應變力也是不弱的。有一次我去買茴香，說「買二兩」，那賣茴香的小販極爽脆地答道：「好，我給你秤一公兩！」倒叫我弄了個怔。反過來又笑說：「我買一百克。」小販說：「一百塊？一百塊十二斤半！」──全都滿擰。

　　近來看了劉齊先生寫的《回國須知》，他也感慨良深，百味俱全，兩類情致，要麼視你為洋奴，喝斥翻白眼極度地輕蔑你，「如果你不注意，總愛夾洋文，國內老鄉就會比較煩，『今天，我的心情不是很ｈａｐｐｙ，天氣也不ｎｉｃｅ，真他媽的ｓｈｉｔ！』聽聽，這像好人說的話嗎？」倘若進了賓館遇到麻煩，嘰哩咕嚕來一串洋文，「我這邊剛一發音，他那邊就知自己不對了，只是臉上繃得太緊，不好意思馬上微笑，又繃了一小會兒，然後把我們奉為上賓。」──這是又一種情致。

　　魯迅先生的《阿Ｑ正傳》裏頭假洋鬼子那句話：「我說洪哥，咱們動手罷！他說Ｎｏ──這是洋文，你們不懂的！」──真是翻新出來意味仍舊無窮。說真格的，我們今日開放，就是要這些玩藝來充實我們的社會生活麼？

　　現在真是徹頭徹尾的「拿來主義」了。帕瓦洛蒂和「千克」、航天技術、美金、日元、馬克、肯德基、麥當勞、核垃圾……有形的無形的，只要「是個東西」，就毫不猶豫地拿來。這其中的好物件自然使我們受益無窮。有的東西吃了進去，害得我們鬧肚子拉稀。不說也罷，說起來辱沒煞人。

　　要麼就是冥頑不靈得拒絕一切，就如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兩廣總督葉名琛，什麼也不做，什麼也不要，什麼建議也不聽，扶乩請鸞烏烟瘴氣瞎鬧一氣，被洋人捉了，還要自稱「海上蘇武」。要麼就一古腦兒全拿來，破機器、爛衣服、愛滋病和光怪陸離的夜生活和先進的生產管理經營科學技術，豬八戒似的一撈食之。若只是沒有經驗也還有可恕之情；為些蠅頭小利，有些明知有害的，仍「拿來」吃下，誤我國民，這種心思就陰微下賤得不可問。

　　如今是開放年頭，眼見得國力日漸強盛，這自然令人心慰的。也由此而起，國人眼界大開，看得自己不值錢，弄到沒了骨頭，聞洋低眉俯首，也令人有點心驚的。我們現在要說「四大發明」，要談漢唐之強大，要講華夏文明的輝煌與燦爛，那是要小心一點的。似乎有一種什麼無形的力量在封殺我們的自尊：一出口便覺得有點對不上勁，懷疑或自嘲先容一句「我這是阿Ｑ精神吧……我們祖上……」先說幾句「不行」的話，然後「但是」一下，「還有許多好的……」，也有點向聽的人道歉那樣的心態「對不起……西邊也不是什麼都好，也不是什麼都不孬……。」「掃瑞」得叫人莫名其妙。前些日子與朋友談起，我不喜歡看硬皮精裝書，對豎排版的圖書我卻有好感，朋友笑我食古不化，我說：「食今不化就對頭麼？精裝書是書架上裝幌子的。坐在沙發上，躺在床上看書，你試試看是平裝好還是精裝好？中國是方塊字，豎排版橫排版有什麼分別？你把書捲起來『把卷』讀讀，橫的，你每看一行都須得手腕子轉一圈。豎排版才真正是為讀者著想。」

　　但憑我這樣思量，怕是不大能說服那些先生已經形成的「固有觀念」的：我們曾經強大過，我們實在卻又已積弱難返，先「拿來」，先強大起來──比如說先工業化了，再來治理汙染。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。我的意思也很明白，拿來儘管拿來，該去的要堅決把它扔出去！

　　世界上的事，歷史上的事，無論何種情形，都是成者王侯敗者賊，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幾乎是約定成俗了的規律。我們今天誰去過美國、留學英國，回來「哈囉，姑的毛擰」一通，頗以為與別不同的榮耀的，這也如同盛唐時分，日本諸國留學長安的諸生回到本島，肯定是一口陝西腔「你好！你吃飯了呢麼？」「塞由那拉」就靠邊站。所以我不抱怨這樣的人心不古，這是今天使然的。到有一日，英國美國人讀完他們的劍橋哈佛，須得再來北京天津進修北大南開，回國一聲：「今天走了二十五華里，到中關村轉了一彎，腿都蹓直了！」那時中國人也決不會再說：「好，給你一公兩」這種二百五話頭。

　　我們學人家，趕人家，是要自家中心強得直，站得硬挺。別指望人家「無私」幫助我們。就我學到的史識，美俄日德法這些國家，從來也沒有對我們存過什麼好心思，那怕最小的一點恩惠，你也別指望他們慷慨得出來給你。心思放清明點兒，忍著點，學他們的長處，把他的爛玩藝毫不客氣地扔出去，好多著呢！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一年一月號

　　美學二議

　　美，這個字我曾在《雍正皇帝》裏拆解過。源出廬山「美廬」，是昔日委員長和宋氏伉儷消夏地兒。《金陵春夢》中解出是「大王八」──這當然是很損的，話帶著些意識形態的意味。大王八是很醜的，偏偏湊起來，它就成了「美」。可見美與醜，是足成反差的一對兒聚頭冤家。

　　我讀畢淑敏的自傳體小說，常常驚歎於她對自然宏觀的觀察與思維。

　　她在世界高原之巔──這本是十分死寂的生命禁區──一個小小弱不禁風的女孩子，看到了的是崑崙、喜瑪拉雅、岡底斯這樣的山脈，「像銀色的公牛的犄角抵在阿里」。

　　我敢說，沒有到過阿里的人，即使是曹雪芹那般的才氣，他也不會有這般貼切俯臨的感受。這是雄渾自然奉於作家的獨特的體驗語言。她還是一名不錯的外科醫生，在小說中寫到第一次為病人開刀，手術刀那麼輕輕一劃，表皮立刻翻開，白白的創面「像受了驚」，須臾間，滲出殷紅的血。這樣的場景，恐怕只有醫生才看得這樣細緻，只有作家才能真實地表出展示。

　　不知她現在在哪家醫院「發工資」，但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她走到哪裏就「自然」到哪裏。做戰士，是巾幗情懷；當醫生，是救治病人的菩薩心腸；做媽媽，她又瑣碎忙碌得像個褓姆。這就像個實在存在於社會的人了，這是美。

　　《紅樓夢》裏頭有個大觀園，大觀園裏頭有個稻香村，人人都說好，賈寶玉卻以為不然。他是從美學上看，認為它「假」。假，就是不自然，不自然就不協調。比如：滿屋子豪華的西洋擺設，案上陳設了一隻粗瓷老海碗。乾隆皇帝也弄過這種事。他在圓明園裏頭造了個俗世小市，一般和外頭一樣，歌樓酒肆一應俱全，充「市民」的全是太監宮女。他一輩子作的那許多詩，人通通都記不住，跟他不知美醜恐怕有關。中國戲裏，一些主題很沉重的劇目，偏有個二花臉、三花臉的醜兒出來插科打諢，我看也是深諳了這個道竅。

　　美，這個字我曾在《雍正皇帝》裏拆解過。源出廬山「美廬」，是昔日委員長和宋氏伉儷消夏地兒。《金陵春夢》中解出是「大王八」──這當然是很損的，話帶著些意識形態的意味。大王八是很醜的，偏偏湊起來，它就成了「美」。可見美與醜，是足成反差的一對兒聚頭冤家。

　　我讀安徒生童話，裏頭給了我們一幅畫面：在一處燒焦了的老屋前，旺開著一叢血紅的玫瑰──這是死亡、生命、歡樂與曾發生的悲劇的反差和比較。《海的女兒》（港譯《人魚公主》）其實也是把生命的真實的愛與死一搭兒交給讀者，讓你品嚼這顆沉重的橄欖。

　　這一點想頭，說雅點算是思維：一個是自然，一個是反差。當然是好懂的，但麻雀們不懂。安徒生真是大師，他說，麻雀們在老屋和鮮花中竄來竄去，弄不清畫家為什麼要繪這圖景，它看玫瑰也是「吱──那不過是一些紅的和綠的顏色」──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阿彌陀佛！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二年四月號

　　也說豫人

　　近年河南人聲價大跌。「警惕河南騙子」的警誡條幅，赫然懸掛於通衢大道。河南人急於辯解，不如研究一下曾國藩，咬牙忍性挺一陣子，把自己的事弄好……

　　這幾年河南人聲價大跌，真的應了一句老話「其亡也忽」。在歷史演進中，只是「一忽兒」的事，他就不行了。南方有些商家，掛出了「河南人免談生意」。有的打出「警惕河南騙子」的大條幅，赫然懸之通衢大道。我還聽過一個笑話，說董存瑞的戰友河南老鄉，和董存瑞一道進了橋頭堡下要炸橋，卻忘了帶炸藥支架。河南老鄉說：「我去取支架。」一下子溜走了泥牛入海。衝鋒號一響，董一下子急了，舉起炸藥包便引爆了。他最後喊的一句也不是電影上說的「為了……」，而是「媽的，河南人真不是東西」。還有個笑話說，山西製造的假酒案查明主犯是河南人，這樣的人當然要槍斃。問他臨終有什麼要求，他說「希望解回原籍」，因為他寄望河南槍子兒也是假貨。河南人的聲譽，真有點像下酒菜，親朋好友部屬故舊相聚，觥籌交錯間，一套又一套「說河南人」大喙解酒。

　　這件事我原本不大在意的，我本人原產山西，在河南算是僑居。河南人好歹有點「於我如浮雲」的味道，聽聽笑笑而已。但近來上網，又看河南、中央一些報刊竟鄭重其事地辯解起來，「河南怎麼怎麼好，事實是怎樣怎樣的……」手忙腳亂地出招應招。這樣的情節有點像金庸小說裏的武林下輩郭靖，來一招「亢龍有悔」，接著又是一招「亢龍有悔」，總之是一推一擋對付參仙老怪就是了。我的朋友周大新，還寫了一篇文章，請求人們「別再罵河南人了，河南是中國的祖業興創之地。」他並說：「世界今日之觀中國，猶中國今日之觀河南。」因之不宜有「大省沙文主義」云云。今年春天到北大辦個演講會，又有同學挺身而起，儒雅相問：「現如今河南人名聲不好，先生對此有何看法？」倉卒之間應從：「我雖晉人，但三歲入豫，至今半世紀有餘，吃河南之糧，喝河南之水，自以為已是河南人。河南人今日有難，我現在應與豫人共患。」

　　這話自贏得了一陣掌聲，但其實是廢話，是忠厚人的厚道話，魯迅說是「無用的別名」。

　　現在吹祖宗沒用，「我有龍門石窟，有相國寺，有臥龍崗，有張衡……你有嗎？」──人家說你現在眼前的事，你炫耀這些幹嘛？日本人打進來時就說過，「你們祖宗偉大，但你們不行」的話頭。

　　周大新是我的好朋友，極善良的人，總希望各國總統開個會，把人類造武器的錢統統裁掉來辦學校。但他向人求情，我卻以為太軟了，應該梗筋挺項回說一句：「操媽的！河南老子，怎麼啦！不是你們祖宗嗎？」這股弱肉強食之世風下，勸富中國人憫惜窮中國人，猶勸富外國憫惜窮中國般緣木求魚。香港人見英國人腿脖子都抽筋，見了內地老鄉如何？頭矗得蔥筆似的──就這樣。

　　唐貞觀年間，唐太宗曾與大臣議及山西、河北諸人異同。魏徵當時就批駁說：根本就不應該這麼看──以地域分人種，這種可笑的大省或大郡（包括北京、上海等地）「沙文主義」從來都帶著些個混賬理論。現今之事，以我觀之，是「時髦」欺侮河南人。「牛皮」得像假洋鬼子見了阿Ｑ，自有那份「自豪」。暴發戶遇見了破落貴族，他就那麼個陰微下賤的心思──能操練就操練你一下，你怎樣？

　　所以河南人應該研究一下曾國藩，咬牙忍性懷恨懷痛挺一陣子，把我們自己的事弄好，那麼也許有一日，今日之笑料或成彼日自羞之言。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二年五月號

　　禮之困惑

　　如今我們這世面，只要是個官，收錢不收錢的我不清楚，不收禮的我還沒聽說過。倘不，我敢肯定，那就是絕頂好官或病態了的小心人。

　　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見到一則故事。說有一大官，一直以清操志節自許。凡門生故吏望門投謁，想帶一點禮品敬獻給這位，他是一律嚴拒的。錢不要禮不收，還要教訓送禮的下司學生，子曰詩云地一大套，弄得送禮親友人人汗顏無地。他如此崖岸高峻，自然是清名廣播的了。這就好比演員登場，台面上是海瑞、況鍾、包文正，下場子坐在戲箱上，他就又是一番思索：呀，這麼好的硯──端硯呢！這麼名貴的字畫──宋徽宗的鷹呢！我怎麼就擋回去了呢？那方漢金瓦，恐怕沒有二百兩金子不成的吧？也……擋回去了──就是那隻金華火腿，今兒中午小酌下酒也不賴的吧。唉，也……。他獨在幕後這麼思量，愈想愈不是滋味，心裏愈難過。每當客人羞慚辭去，這點心思無處發洩，便拿著家人出氣，無事生非地尋釁打罵家人。但聞空室暗隅中鬼魅吃吃竊笑不已。

　　由此連帶又一個故事。說一大官，有下屬送他兩千兩銀子，被他訓斥一通而去。但是有一次他去同門朋友家，適逢朋友領了俸在家──白花花的銀子堆得一桌子都是，這位先生忍不住，竟攫起一塊揚長而去。

　　第一位，算是陰柔；第二位，算是曠達。從心底深處，對錢的感情事一般樣兒。如今我們這個世面，只要是個官，收錢不收錢的我不清楚，不收禮的我還沒聽說過。倘不，我敢肯定，那就是絕頂好官或病態了的小心人。做了好官或小心的官，那也不算差的。如今的時興狀態，不送禮決計「不予辦事」，收了禮也未必辦事，辦正經事──比如跑項目，堂堂正正的公務，禮也是非收不可的。道理很簡單，這項目審批權在我，僧多粥少的事兒，我可以批給這和尚，也可以批給那禿驢。沒有是非的事，當然誰給我貢獻的實惠多，我就「審批」給誰。收了禮不辦，不辦就不辦，反正你是下頭，你能把我「上頭」怎的？──我猜他的心思，準是這點味道。

　　這樣的風氣下，相較而言，那在家罵人的，公然攫了朋友錢去買酒吃的，都該通報表彰的。

　　可怕的是他不是孔繁森，也不是王寶森，他是「這一個」大家中的這一個。「法不治眾」，一般情況下是個事實。你是這樣，我也是這樣，上頭這樣，下頭也這樣。江澤民朱鎔基們急煞，反正我就「這樣」！已經變成了一種廣泛社會行為，非常的也自然成了正常──小學生屁蛋小孩子，作業沒有做好，會去對老師講：「我爸爸在ＸＸ單位工作，您要有什麼事要辦，給我說一聲就成。」深入到這個層次，真的讓人替我們的民族捏一把什麼呢？

　　克己復禮為仁。我們的《道德規範》裏也講「明禮」，什麼是禮？我看多數人是不甚了了。有幾個人會想「禮──就是理」的？當然，禮還蘊涵許多內容，僅就這一「基本點」而言，吾國國民「民鮮久矣」。你摳我鼻子我挖你眼，你抽我一嘴巴我揍你一耳光，這也是「禮」，叫「尚往來」。「尚往來」既是基本原則，當然就你給我錢，我就給你「項目」。現象上說沒有問題，沒有毛病，只是機關有點蹊蹺：辦的是公事，錢卻進了私囊。

　　紀曉嵐的這則故事沒有提那官的名字，或者是為親者為尊者有諱，或者那人當時尚健在，揭了禿疤瘡怕「予後不佳」。但我以為是苛了一點的，「誅心」太嚴了些：一個官員，知道畏法或知道羞恥，怯於輿論，不肯或不敢苟取非分，無論如何也算在守成自律裏頭的數。

　　倒是那群鬼們，不知見了今日那些以賄成政的官們的形容兒，該笑還是該哭呢？

　　　　　《明報月刊》二〇〇二年七年號